浅谈企业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主要目标。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各级工会组织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因此,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工会的性质和基本职能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协调好劳动关系。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龙大轩在重庆《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上撰文《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指出，“道”的原始含义是道路的意思，后引申为事物从起点达到终点所须经由的过程、步骤和所须遵循的规则、规律。它的涵义是：1．道是宇宙的本根。2．道是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3．道是人类不能违抗而只能须应的总法则。关于道的理论．至少在汉以前已被称为“道论”，是关于“宇宙——社会一人生”的由外向内推的思维方式。     

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

本文通过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政治解读,揭示出马歇尔大法官如何运用政治修辞与法律推理技术把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变成美国宪法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其细致分析了马歇尔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对历史事实、宪政理论乃至法律概念的解释采取了歪曲和误读,以服务于其捍卫联邦主权、扩张联邦权力的政治主张,从而指出,法律人既要掌握修辞的技艺,也要对修辞保持高度的警惕。     

论教育解释学的科学旨归

教育解释学是以教一学中师生互动的解释-理解为对象的解释学.教育解释学的科学旨归,就是建构真实、全面、系统地揭示教学中的解释一理解的教育解释学.这个旨归包含着规定研究、结构研究、教育目的研究三大宏观领域和人的发展应然趋势研究、教材研究、过程研究、品质研究、价值研究、发展研究等六个重要维度.通过对解和理解的全面研究,形成所创教育解释学的全面性的研究品质.     

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质疑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认知活动,就其性质而言,证明首先属于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的一种认识,因此必须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证据其实是承载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证据的本质属性也只能是关联性,具体指关联性中体现出案件事实的信息性。证据的概念过于强调证据的客观真实。应将证据重新定义。证据的证明力在于其能形成相互关联的证明链条。证据可以承载事实的真实信息,也可以承载事实的虚假信息。     

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在新的改革、发展攻坚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所以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仅是因为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要求，是深化其他领域改革的重要前提，而且反映了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客观需要。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天津市法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律师理事名单

2004年9月，本市法学会按照中国法学会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组织开展了第一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优秀法学家”的评选活动。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本市的法学研究带头人和骨干同志的工作成就和学术成果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市法学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