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阈下特殊利益集团的规制之维

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产物,是践行宪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规范特殊利益集团已成朝野共识。为此,既需要准确定位特殊利益集团、分析不同特殊利益集团的运行机理,还需要对国外治理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功经验进行梳理与借鉴。从而以有效治理举措来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     

六十年公民政治权利宪政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国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呈现主体矫变、内容衍变以及实践方式巨变的历史特征,透视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公民政治权利诉求。     

江泽民与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宪政拓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宪政之路。首先,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原则．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政发展奠定了基石;其次,“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实质上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发展之路;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宪政化。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障——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

汶川地震后,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障的深刻反思①。时至今日,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局部基本权利逐渐得到认可,但大多数基本权利乃至自然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与宪政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保障,这就是公民权利的危机。有权利必有救济,如何保障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便成了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普遍困惑。为此,可以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出发,以期为宪政民主国家寻求一种可塑的解决之道,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一种可能的机制。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传播与阻隔--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输入

1840年后,随传教士的深入,商人、游客与留学生的宣传以及清末官员的考察,美国宪政思想得以在清末传播,然而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传播并不充分。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传播的社会基础、以宗教为载体的传播方式、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地理的阻隔、美国国势等等。美国政宪思想对清末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并没有选择美国宪政模式。     

“《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

本文对《大宪章》连续性问题进行了知识考古,展现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偶然性、物质性和不连续性。中世纪流传的是1225年《大宪章》而非1215年《大宪章》,而1225年《大宪章》并没有税收和议会章节,这一断裂延续了三百多年。16世纪出版的“伪”1215年《大宪章》被认为是权威文本,并经柯克的解释与1225年《大宪章》相联系。英国人由此认同1215年《大宪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原则,并认为相关原则通过1225年《大宪章》从中世纪延续到16、17世纪。“《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因而成为“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核心证明。19世纪,1215年《大宪章》正本被发现,“伪”1215年《大宪章》被抛弃,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并未被正视。威廉·斯塔布斯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使之与“《大宪章》起源神话”一起成为辉格史学的核心,《大宪章》也继续成为英国宪法史的核心。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是厘清《大宪章》真实与神话的关键内容,也是重构宪法史、法律史和政治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