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宪政史研究

宪政史研究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做法，因此，在法学界主流的中国宪政史书写模式中，论者多集中于《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等宪法性文件的文本梳理，而聚焦于民元时期的从王朝到共和国的宪政转型，则以《临时约法》为重。     

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

西方宪政民主是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需要；西方宪政民主产生和根植于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不能成为宪政的普遍模式；中国超大国家的特殊性、独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     

代孕生育权的宪政分析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人权文件将生育权确定为人类的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育权,但是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代孕生育权是生育权的衍生,是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特殊主体生育权实现的一项重要权利。文章从代孕生育权的含义入手,通过宪政分析方法,从民主、法治、人权角度论证代孕可行性。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路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依据民主、法治、科学原则,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四个角度入手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初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制度性进步的成绩,但从宪政的视角反思尚存在明显不足:在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分税制改革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宪政的价值层面上,缺乏民主基础的分税制改革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政的实践运行层面上,缺乏制约机制的分税制改革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当下,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遵循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     

伊朗宪政革命的思想背景

20世纪初的伊朗宪政革命,既是一场对伊朗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也是历时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历史高潮。它是在西方教育渗透、早期教育改革、文学改革、新闻出版兴起和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传播等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对伊朗近现代历史变迁影响至为深远。     

法的本质浅谈——从人性本初出发

人归根到底是欲望的结合体,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就在于其自身存在的欲望。各个人在欲望的驱动下追求自身各个不同的需要的实现,也因此产生各种人际冲突和矛盾。而法律是调整人类行为的强制性规范,法律因为人类冲突无法通过社会潜在的道德机制和价值体系自发调和而产生。本文试通过对人类欲望的分析和对因此形成的人类行为以及冲突的研究进而来探讨法的本质问题。     

转型期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互动

基于对公共权力的共同关注,以及对人权的终极关怀,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就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言,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我国宪法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现有的人大监督宪法实施体制,在实施的主体上、方式上、程序上都存在问题,在我国当下短期内很难建立宪法诉讼。因此,重新审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利用行政法来改变宪法实施的困境,寻求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秉承法治化思维 优化检察权配置——以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为视角

正如何对检察权进行合理分工,特别是如何对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进行合理分工,保证它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同时更进一步完善其运行规则,保证它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是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将法治思维作为优化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配置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才能尽快健全我国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民行诉讼检察监督制约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国家民主法治进程,反映着权力架构体系的科学程度和公民权力的保障状况,同时也要与本国的宪政体制     

隐:当代社会价值建构的传统维度

当前社会价值过分强调竞争、成功、进取、致富等取向,而缺乏必要的缓冲中和维度,这是造成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价值观根源,因而当代社会价值建构必须对极化的价值取向祛魅。来自传统社会思想的隐,是当代社会价值建构不可或缺的必要内容。隐的核心内涵是欲望诉求的收敛与离弃,是面对利而行己有耻、廉让不争。知耻、不争等价值修持,对于当代社会极化看待利和过分强调争等价值取向,具有救弊补偏的积极意义,能够有效矫正社会成员在争取利益过程中的偏执与盲目,从而促成当代社会价值系统的辩证平衡,促进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