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与完善政治制度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12月4日颁布以来,经过了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部分修改。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亟需进一步加以修订,与时俱进,以完善我国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实践在发展,实践无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本市部分政治学、宪法学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对我国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的思考

宪政 ,既是抽象、宏大的 ,又是具体、细微的。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正是这样一项具体的、细微的却又极其重要的宪政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国家元首制度而言 ,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以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为切入点来完善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不仅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宪法实施 ,而且对于实现宪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宪政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论述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宪政建设对民主、法治与人权建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阐明宪政建设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极端重要的作用。     

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政意义论析

宪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权力制约。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就在于通过行使其辩护权利来制约国家刑罚权，以防止或弱化因不当行使刑罚权可能造成的对市民社会单个成员合法权利的侵害。这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下应然关系的体现，符合宪政原则和目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利也因此获得它的宪政意义。     

“财政部败诉”事件的宪政意义

中新社8月31日报道．由于财政部在处理北京北展亚奥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过程中，采对投诉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北辰亚奥公司对财政部挺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透露，该院已做出一审判决，撤销了财政部所作的投诉处理决定，这是财政部首次在政府采购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     

宪政框架下的宪法与行政法之关系

近百年,宪政与行政法治,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宏大的主题之下,宪法与行政法之具体关系问题,虽有不少学者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却鲜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以“应该”和“事实”两分为基础,分形式、内容、实效三个层次来解析“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这一命题。其中,前两个层次属“应该”范畴,后一层次属“事实”范畴。以期对如下问题有所启迪:缩小中国实然意义上与以宪政国家为模本所构成的应然意义上的“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距离,实现宪政与行政法治的良性互动。     

宪政与程序保障

程序保障即通过法律程序的权利保障,是权利保障的一种形式。作为现代法律程序的功能和目的导向,程序保障与宪政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宪政的基本原理就是程序保障。公正的司法程序与司法审查程序是程序保障有效性的关键。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宗法文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宪政的制约

宗法文化具有团体属性、身份属性和层级属性,其形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小农经济,而这随着儒家的倡导和法律的儒家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宗法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的形成、聚合与分化,导致了宪政中的权力制衡蜕化成派系之间的无序斗争,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而民众对不同政治派别的盲目追随加剧了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只有根据宪政的一般规则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宗法文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     

宪政法院离我们有多远--我国建立宪政法院之构想

宪法是静态的行政法,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分别建立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困难很大,但是设立由宪法法庭和行政法法庭组成的宪政法院,最终分别独立出来是可行的.在对国外的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分别进行考察后,可以设想建立一个较为完备的宪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