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互动

基于对公共权力的共同关注,以及对人权的终极关怀,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就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言,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我国宪法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现有的人大监督宪法实施体制,在实施的主体上、方式上、程序上都存在问题,在我国当下短期内很难建立宪法诉讼。因此,重新审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利用行政法来改变宪法实施的困境,寻求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图理论：审视人权公约与宪法关系新路径——以健康权为分析对象

法律如同一幅以符号学的定位与标识方法绘制的地图,以生存权基本要件、国际公约承认而我国未入宪的健康权为分析对象,以地图比例尺为分析工具,以一种新的进路审视人权公约与宪法的非对抗互动关系。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论当代德国公务员忠诚义务之流变

当代德国公务员的忠诚义务主要是针对宪法的,自上个世纪中期基本法颁布以来,联邦宪法法院对公务员忠诚义务的判读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由紧缩到宽松反复过程。     

法律规范效力秩序的几个问题

法律规范之间效力秩序关系在于明确规范效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其层级，是法律规范合法、有效适用的前提。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是法律规范效力秩序的基本和重要问题，并决定着某一体系内法律规范的效力识别。实效的或价值的等实质标准在现代社会一般是借助形式的效力标准来明确且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效力秩序关系可分为高位与低位关系、同位关系及特殊效力关系三种情形。不同情形下的法律规范之间效力冲突需要依据相关的冲突规则来解决，冲突规则的合理与明确与否对于有效解决冲突、维护法律权威、促进法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互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体系刍议

采取主体互动的视角相互赋予基本权利．并将基本权利加以制度化，使之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和支持是哈贝马斯所提出并确立的权利理论。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基于社会转型的现实．作为我国特有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切实有效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应当采取主体间互赋权利．使农民工与相对主体以及国家之间进行有效互动．通过重构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体系来回应社会变迁．实现社会和谐。     

在艰难中前行的日本左翼势力

<正>日本左翼势力主要是指以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目标,以维护日本新宪法、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维护和平为基本政策的革新势力,其中日本社民党(其前身为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左翼势力的主要代表。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左翼势力迅速发展,成为日本政坛能与保守势力相抗衡、相对峙的主要力量。苏东剧变以后,以日本社会党(后改为社民党)、共产党为主要力量的左翼势力陷入低潮。左翼势力     

强化职工代表大会规范化建设的思考

强化职代会建设的途径,就是要实现职代会的程序化、规范化、具体化,通过发挥职代会的积极作用,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保障职工利益,推进企业发展。     

宪法与法律关系新解

大多数著作都论断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但却无法解释众多的社会立法难以从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寻觅到其立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规定有所疏漏，还是对宪法的要求过高？本文试着反思传统论断，并对中国法律作出三种分类，以求理顺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