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宪法“贸易”条款对州权的限制

1787年的美国宪法在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对“贸易”问题做了规定。它从制定之日起即服务于双重 目的:一方面扩大联邦管辖权, 另一方面限制州权。最高法院对州权(州法律)的基本态度通过大量判例表现出来, 即:严重阻碍州际贸易自由流通或给州际贸易带来不必要负担的州权(州法律)将遭到否决。当州权(州法律)不 带歧视性地适用于所有居民(包括本州居民与他州居民)时, 只要其所维护或促进的利益合法, 最高法院一般倾向 于支持这种权力(法律), 除非这种权力(法律)给州际贸易带来的负担明显超过其所维护的利益。     

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

将一般性宪法事件当作宪法案件处理,是当下“轻言违宪”现象的一种体现;这会导致宪法审查的功能被歪曲以及宪法的“过度规范”。解决方法之一是在宪法审查的入口处设置启动要件环节,通过形式性审查来筛选能够进入实质性审查的宪法案例,进而使有限的宪法审查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这也有利于维系宪法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启动要件较之受案范围具有更好的效果并可免受合宪性质疑。启动要件审查的宽严把握,直接影响着宪法审查门槛之高低,但这里的裁量并非恣意,在实定法框架中尚受多项因素的制约。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和保护,是各国宪法实践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从各国的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来看,目前有三种认定方法最为流行。第一种是求诸历史的认定方法;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第三种是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这三种方法虽然都不能够建立起一套客观的、唯一的判断标准体系,但却是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之可行的方案和思路,对于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认定方法极具启发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表述为知情权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论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它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宪法原则为刑事立法确立了边界。(2)它体现在刑事司法层面。刑事司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贯穿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宪法价值的内心崇奉,以及严格适用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普通刑事法律。宪法原则不宜成为刑事裁判的直接依据,刑事判决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被推翻。     

论宪法学者当下的使命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变迁,不仅使宪法学者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使身处这个时代的宪法学者肩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当下,宪法学者在正确认知社会转型和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应当恪守基本学术规范,打造逻辑自足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体系与成熟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在研究态度上要更具中国问题意识,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创新与批判同在,在研究成果上注重对宪法实现的贡献。     

共同富裕的宪法逻辑

共同富裕是宪法学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富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以维护人格尊严为旨归,在这三重意义上构成了宪法与共同富裕理念的价值关联。共同富裕理念中的“共同”和“富裕”的关系在历次制宪和修宪中的变化,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共同富裕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入。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可见于宪法原则、国家目标、经济制度以及基本权利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富裕宪法规范体系。现行宪法要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且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富裕保障体系,不仅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共同富裕的相关立法及其保障确立了具体路径,使公民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享有平等的待遇,进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朝着和谐、稳定与有序的方向前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