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功能审视与制度重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制度实效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有偏差。其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规划实施、实现公共利益、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但现行立法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作为其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空间。为充分发挥政府优先购买权特有的制度功能,应当在制度上转型和重构:建立特定规划发展区域的政府优先购买权;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由土地扩展至不动产;放宽政府优先购买不动产的价格限定;优化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实施机制;强化对政府优先购买权的自由裁量约束和外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优先购买权与不动产征收、土地收回、土地收购等制度的功能互补,进一步健全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体系。     

论强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宪法基础

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实现富国强军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从世界范围看,军民融合发展模式的确立与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无不体现各国宪法的规范作用.为推进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发展,必须加快完善我国宪法规范,积极推动包括国防和军事领导体制在内的国家各项重大制度改革,强化宪法对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规范与指导.在宪法层面应明确各级国家相应机构的职权,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军民融合管理体制,形成稳定权威的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和组织协调机制,为全面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宪法法律保障.     

《纽约公约》框架下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及其新动向

在《纽约公约》框架下,中国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就地方法院个案请示分别作出的复函,共同指引并规范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承认和执行程序,并对《纽约公约》下得以申请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进行细化解读;同时建立相关报核制度,统一裁判尺度,防止地方法院滥用司法审查权。中国通过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纽约公约》...     

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宪法——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果断切割，     

夏同龢：中国近代法政先行者

夏同龢（1868-1925），字用卿，麻哈州（今麻江县）人。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状元身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他编著出版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书籍——《行政法》，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并出任监督（校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六理事之一，参与起草《天坛宪法草案》，发起成立独立党派组织——超然议员社，出任江西省第一任实业厅长，与佛教界高僧太虚大师等各界名流发起组建了世界佛教联合会等等。民国《贵州通志》称其“工文善书，有名当世”。     

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

1.2013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634号公布2.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决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将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的"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县人大常委会无权撤销乡镇人代会的选举结果

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县级人大常委会撤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任免权的权力,所以县级人大常委会撤销乡镇人代会的选举结果,无法     

我国预算制度的宪法性缺陷

预算制度与宪政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从宪法角度看，我国预算制度存在公开性不足、权力配置失衡、民主偏于形式以及府际关系模糊四方面的缺陷。这既是我国预算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也是我国宪政建设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比较法视野下鉴定启动权对诉权的保障——兼论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

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是鉴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诉讼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当事人诉权的重要手段。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程序作出了新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符合建立现代民事诉讼鉴定制度的客观要求。以解读这一修改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民事诉权的实体涵义及程序涵义探讨其缘由和意义,能更好地诠释民事鉴定启动权对诉权的保障作用;从比较法的视角探析民事鉴定启动制度,可以预测我国民事鉴定的未来走向;在分析其证据属性的基础上构架启动程序,细化申请的审查标准,增设救济程序,可以为司法鉴定的立法和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的制定提出建设性意见。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