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2020年后的可持续贫困治理

核心提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同时,未来的贫困治理面临全球经济下行、产业转型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对贫困治理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要求更高,贫困治理的难度更大。如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确保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完善法官选任制度 为审判权正确行使奠定组织基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合称“两个条例”)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着力强化党对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管干部、党管机构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对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搞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两个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     

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它郑重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力量之源。全会在政治上、战略上、全局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和必须坚持贯彻的总体要求,擘画了新时代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宏伟蓝图。全会首次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固基石,坚定制度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出发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制度体系,由此开启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并要求把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作为全年"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进一步表明了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短板以及提高农村治理效能的紧迫性。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昆明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务之急是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破解农村发展不充分难题。     

强化参政党监督作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发改委官员详解：缩小地区差距与经济总量无关

经国务院批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于2007年全面实施，通过对政府收入，支出功能，支出经济进行分类，可以清晰显示政府每一笔钱具体是怎么花的。这对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建议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

财政危机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有效化解离不开对公共经济活动的法律调整。本文在归纳人们对财政危机共识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可能诱发财政危机的主要法律原因,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宪政问题,以及宪政精神对于防杜财政危机发生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