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djustment of Criminal Law in Risk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当彰显人权保障的主旋律,并将这一立法目的贯穿始终。基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力量对比关系,应特别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将其作为修法的首要任务。应坚持从诉讼的特有规律和要求进行程序设计,通过诉权对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实现程序的诉讼化,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应关注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程序设计上体现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最后,立法的目的在于实施,通过程序性救济及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完善,强化程序刚性,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权力期权化——权力期权兑现种种

撩开退休官员“二次创业”的面纱,其工作岗位、工作量及“劳动所得”,令人瞠目结青,震憾慷谔——完全是官场腐败的外延和拓展。     

“五个结合”推进检察机关“两化”建设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公安机关率先接受信息化理念,大力倡导＂情报主导警务＂变革,并且注意改善公安装备各项条件和加大公安装备科技含量,经过20多年的不断实践和发展,公安机关在＂公安侦查信息化＂和＂公安装备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和成熟的经验。面对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时度势,科学提出“科技强侦”战略,大力推动“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目前已初步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检察人员管理机制司法化改革路径探究

本文从剖析我国现行检察人员管理机制的弊端及其原因入手,深入探讨了对这种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实施司法化路径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司法化改革的具体措施。     

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歧视化法律评价问题研究

贪污罪和盗窃罪作为两类高发的财产犯罪,却得到了我国现行刑法歧视化的不同法律评价。在犯罪主体上,存在草率定性和隐性身份歧视问题;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对重者无罪推定,对轻者却有罪推定;在犯罪客体上,评价标准或虚或实、倚轻倚重;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法律对二者行为方式的纳入程度并不均衡。这就造成了在法的适用层面存在诸多难以令人信服的矛盾之处,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相关法条进行修改完善。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幼教“小学化”，透支童年不可取

现在的家长对所谓的“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很多幼儿园为迎合家长需求,大搞知识教育。三四岁的孩子,英语、语文、数学样样要学,大量玩耍时间被各种作业占用,幼儿园趋向“小学化”愈演愈烈。可事实上,幼儿教育专家并不赞同这种教育方式,认为拔苗助长弊端多。     

犯罪存在的个体解释

<正> 犯罪不仅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且是一种个体存在。当然,这里的个体是作为社会成员存在的,离不开社会这个生态环境。但对犯罪的社会解释决不能代替个体解释。本文拟对犯罪存在进行个体解释,以期推进犯罪学的理论研究。 犯罪存在的个体解释的出发点是个体,这里的个体是社会关系的一定主体,因而只有在社会解释的总体框架下才能对犯罪存在作出科学的个体解释。在犯罪学中,犯罪存在的个体解释基本上有三种倾向:1.人类学解释,又称为生物学解释。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指出:现代犯罪生物学理论与实证主义及其先驱者相衔接。这些理论不再断言犯罪仅仅是或主要是由遗传引起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作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基于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理论研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