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方文化“正义”交流

张颖、许丹在《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3期撰文认为,文化交流发生于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没有文化差异,就不会产生文化交流的势差,也就难以产生文化交流。但这种文化势差,不应该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不应该影响文化的“正义”交流。     

中国周边外交创新局

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居首要位置。新形势下,面对诸多不和谐声音,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主动谋划、积极进取。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周边外交呈现新亮点。"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互联互通建设的新手笔、维护主权权益的新举措,为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论“情境主义”的社会冲突观--一个本土理论视角的述评与反思

社会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而存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内在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底色和社会关系格局,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无法理解、诠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现象。本位论、取向论、均衡论和计谋论是本土社会理论对于本土社会行为和文化心理特征的四种基本判断。自我本位固化的自然秩序、权威取向的文化心理特性、追求均衡的保守主义和利己主义本质,以及重策略、轻原则的理性选择习惯,是导致人际冲突发生的四种主要文化症结。这些根源于中国文化深层心理以及社会结构的特征不仅内在地隐含着社会冲突的种子,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障碍。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试析我国银行存差现象

从对银行存差的实证研究可见,我国银行存差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经济总量与银行存差现象是高度相关的;银行存差现象虽不能直接确认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弱化,但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应引导银行扩大有效信贷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改进金融服务;创新和推广信贷产品,拓宽银行增加有效信贷投入的途径;加强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调节协调和信息交流功能。     

冲出“改非”观念误区

前不久,笔者采访某局机关一个重要会议,发现主席台上多数是新面孔,原来的几位老领导不见了踪影。后来,记者在路上偶遇该局的原副局长李某,一问才知道他因为年龄满了53岁,已经"改非"了。     

有容、有序、有制：政治和谐的三个维度

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要求和条件,构建和谐政治的方法和路径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包容性、秩序性、制度性是政治和谐的三个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政治的三个维度。从三个维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相结合的角度来构建和谐政治,更具有合理性、现实性。     

“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

引言 “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用“差序格局”几个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上下、贵贱之间,莫不有严格的分际和分野。“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两重含义,一是“贵贱”之“贱”。四民当中,贵者为士,农工商则是相对的“贱业”;二是“良贱”之“贱”,四民为良,四民以下为“贱民”。中国很早时候就有“士农工商”     

解决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政府治理研究

由于医疗费用的高低,可以直接改变人们就医的可及性,可以决定人们能够消费和消费多少量的医疗服务,可以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基本医疗消费承受能力以外.因此,各国政府对医疗的费用通常会进行严格地控制.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医疗费用管制的公共政策和法规进行治理,但收效不佳,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主要矛盾.政府要彻底解决好"看病贵"问题,不能单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办法,还有待于对政府与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重新定位;对医药分业体制改革的重新认识;制定科学地核定价格-成本差办法;对政府监管力度必须加强和完善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