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政策冲突分析的工程学方法

公共政策是调整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前进直接动力之一。政策设计与工程设计具有同构性特点,二者都是目标设计与过程设计的内在统一。政策设计冲突有目标冲突和执行冲突两种基本类型,协调政策设计冲突的工程学方法有:分离法、平衡法、补偿法。     

甘做和谐奠基石——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模、河北省涉县鹿头乡司法所长杨水平

鹿头乡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麓,全乡方圆113.9平方公里,有22个行政村,50个自然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员构成复杂,经济相对落后,加上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不同,昔日这里是远近闻名“纠纷不断,治安比较混乱”的落后乡。如今该乡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了“无一起民转刑、无一起民事诉讼、无一起群体事件、无一起越级上访案件”的先进乡。该乡司法所长杨水平多次立功受奖,去年5月被司法部评为“标兵人民调解员”,今年初,又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商标近似”的认定与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接轨的思考

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侵权之一的“商标近似”的甄别和判定,无论在对注册商标行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还是在商标侵权诉讼中的审判机关,现行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未将该行为纳入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范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上述机关在认定“商标近似”上由于认定主体的认知水平、客观标准的把握及“商标近似”的比对技术和方法属性等方面的因素,出现了一些缺乏公信力的判断的现象。这不仅降低了商标行政和诉讼的效率;还浪费了有限的商标行政和审判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在商标行政关系和诉讼中的成本。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美国如何激励科技创新

1．政府调控有力。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似乎不怎么管科技方面的事情，科技创新的工作似乎都是企业和大学在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形成了一套与“三权分立”的政体相适应的科技管理机制。虽然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协调与规划，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系统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管理。通过有效的调控，联邦政府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向前。     

刑事证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思考

当前我国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立法对刑事证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护机制要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遵循预防性保护与惩罚性保护、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刑事羁押制度-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分析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反平等比例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和救济的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主要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