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利益表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分析——以农民工为例

我国政治模式在阶层利益表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一些新阶层如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权利、渠道、载体等仍显不够,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普遍存在。要依法给农民工群体在人大、政协、工会等机构更多的席位和发言权,及时反映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利益,支持各种农民工组织的协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加强其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对加强新阶层人士政治引导的理性思考

程凯、毕德在《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呈现多样性的变化,一是经济上相对独立,创造财富的愿望强     

教育的阶层差距与社会流动

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最稳定的。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中下层人数庞大。这就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尤其是中下层向中间阶层的流动。教育本应是重要和积极的社会流动机制,但目前我国教育的阶层差距有日益增大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不和谐的教育制度,缩小教育的阶层差距。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流动问题

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是其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相糅合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代际传递沿袭其父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城镇化浪潮的趋势下,从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户籍变动方面,表现出其在竞争的马太效应下呈现的阶层流动固化的倾向。职业结构、教育程度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存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加强职业教育增强后致性因素力量、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入手,可保证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序流动。     

精英主义与大众政治

近几年,不论什么公共事件,都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这些解读可谓五花八门,有些充满了反智主义,挑战大众的常识和底线。但随着启蒙时代的远去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微博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所谓精英早已不再被仰望,而成了被质疑和调侃的对象。大众舆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精英造成了挤逼。理想的精英主义应该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但现实是,精英主义已经被一些精英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中国的精英阶层崛起成为既得利益者已有十数年,随着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断裂社会的不能自洽,在精英的权威坠落之后,在公共舆论领域,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中国的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互塑造     

学术前沿

<正>★治理现代化:让权力回归本色丁元竹在2014年4月7日《文汇报》上撰文指出,保护和监管市场,建设法治经济,通过社会政策兜底,实现公平正义,加强社会组织的绩效管理,实现其善治,是当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市场秩序依赖于政府法制建设和权力规制。市场的权力是分散的,这些分散的权力要有秩序,必须依法运用,所以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政府是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市场的主体。政府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要规范自己,这就是要谨防政府     

消费文化的社会意义及消费文化阶层结构的形成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已成为一种＂地位符号＂.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五个方面,将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为五个消费文化阶层,对每个阶层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可以揭示出消费文化独有的符号性与社会意义.     

二次房改：得中间阶层者得全局

在社会舆论和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二次房改有了实质性进展。二次房改的倡导者李明昨日告诉记者，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分别领衔30余位人大代表提出的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已经列入本次人大会议正式议案。     

论犯罪构成的中国化发展选择

中国的犯罪构成模式到底是坚持传统的“苏式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还是需要改变为德日的“三阶层式的构成要件”？这是中国目前刑法学界一个极大的理论争论问题。其实，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既有其共同的暗合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也都有其致命的不足之处。因此在犯罪构成这一重大的刑法理论问题发展方面，我们不应该走非此即彼的单一与极端道路，应当要有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理论营养．努力完善自己．以便实现犯罪构成新模式的“破蛹而出”。     

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

两个月前,柳传志在小范围内和企业家的一场谈话中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上个月,这句话被公之于众,引起了轩然大波,掀起一场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的讨论风暴。又一个月过去了,风暴似乎已经趋于平静,但它的影响正在悄悄发酵,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社会学家奥本海把获取资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