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国法治建设的蓝图更加清晰,法治建设的号角更加嘹亮,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具体。《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     

全球伦理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全球化趋势及其产生的全球化问题的解决, 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国际 新秩序, 而全球伦理在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 全球伦理, 从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历史看,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考察, 伦理道德能够 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构成因素, “全球伦理”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对抗性竞技中伤害行为的法律调整——以《民法典》新增"自甘风险"条款为视角

《民法典》增加自甘风险条款,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其中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伤害行为排除在免责范围之内,在拳击等对抗性竞技中,此类故意的伤害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竞技体育规则作为软法规范可以与自甘风险条款形成良性互动,对于符合比赛规则的伤害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豁免.在规范层面,需要将对抗性竞技中的主观状态进行限缩解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强制辩护制度：域外经验与中国模式

当前司法改革中,强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方式,但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制辩护制度与强制指定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域外强制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适用阶段、辩护自主性问题以及法律救济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强制辩护制度对于完善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量刑标准、诉讼程序、诉讼全阶段方面着力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违反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产生证据资格和程序效力否定性后果,构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选择制度以及健全强制指定辩护质量保障体系。     

书讯

正《美国宪法释论》作者:詹姆斯·威尔逊(美国)译者:李洪雷定价:29元出版时间:2014年5月《美国宪法释论》是继《西窗法语》之后法科学子的必备读本。阅读本书后,再阅读美国宪法文本,对于其文字为何如此表述、概念为何如此选用、结构为何如此安排、制度为何如此设计等内容的理解会更为深刻,深层感知     

马克昌:世纪审判”的辩护人

刑法学素有北高南马的说法。北高指高铭暄,南马则指马克昌。后者可谓我国刑法学大家、学界泰斗,曾参与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世纪审判的辩护。     

点点滴滴 我做援藏志愿律师

2014年3月1日早晨7点,我们从南京出发直飞拉萨。15点30分,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西藏自治区律师协会何副秘书长笑吟吟地站在接机口,手捧洁白的哈达,＂扎西德勒＂,这句只在影视剧里听到的问候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江苏省援助地——林芝地区司法处徐国宏副处长就林芝地区的律师工作现状、工作要求、风土人情向我们做了介绍。虽然来藏之前思想上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没想到整个林芝地区只有一个律师事务所、3名律师且全部集中在林芝地区首府八一镇,其他7个县均无律师,听到此我有点惊讶。     

四中全会对律师行业的意义与律师面对的挑战

四中全会前一周,北京市委通知我列席四中全会,接到通知后我倍感振奋。其实,自从7月份中央公布将在10月份的四中全会上全面研究深化依法治国的主题开始,我就期待着有机会列席这次会议。回想两年前的十八大会议,不论是接受数十家媒体记者的采访、还是大会发言以及会议后二十多场宣讲活动,我都在大声疾呼、宣讲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事实说”到“材料说”的证据概念转变管窥中国刑事证据辩护

本文旨在论述不同证据概念学说下的中国刑事证据辩护之当下与过去,并适时的穿梭于事实说与材料说,不断的总结过去的经验,而后在规范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谈证据概念的去定义化,最后再以人权保护的视角对中国刑事证据辩护做适当的展望与畅想,从而完成对证据概念转变下的中国刑事证据辩护之管中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