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自治性强化背景下的弱势方保护——法国的经验及启示

仲裁的自治性是仲裁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法国赋予了国际商事仲裁高度自治性,严格限制法院的审查范围和力度,但是弱势方的利益保护问题也亟待解决。为此法国法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限制性规定,同时注重维护仲裁员公正性。此外法国允许市场力量的介入,向弱势方提供了应对仲裁风险的保险工具。中国在强化国际商事仲裁自治性的同时,也须考虑由此带来的仲裁弱势方保护问题,应首先界定法律给与特殊保护的对象范围,在此基础上制定配套性规则,在仲裁管辖权和仲裁员指定方面对弱势方作出倾斜性的规定,同时允许保险人开发争议解决保险服务,提高弱势方的抗风险能力。     

从冷战后美台关系演变看美对台政策实质

美国政府的对华对台政策, 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其实用主义色彩十分 浓厚。而现阶段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领域的增多, 维护稳定的中美关 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因此美台关系的发展会控制在不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一范围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政党体制的独特性,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丰富;政党制度开创了新型的政党监督机制;政党制度开创了政党沟通社会的新机制。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不满

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年)到《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     

中国古代“谋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秦汉时期并没有出现对谋杀的准确定义。根据西晋张斐的解释,谋杀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杀人、是一种必要共犯。根据唐律的解释,谋杀不再是必要共犯,谋杀也可以是单独犯罪。但是,在唐代,谋杀与另外一种重要的杀人类型故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谋杀的概念并不明确。明清时期,谋杀在概念上与故杀区分开来、从而谋杀这一概念本身也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146例体表损伤类型与致伤物分析

目的 探讨致伤物推断的法医学鉴定及其鉴定意见的证据价值.方法 收集1998-2007年间皖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的致伤物推断案件146例,通过人体体表损伤特征的分析,推断致伤物.并通过推断致伤物与实际致伤物的比较,分析致伤物推断的准确性. 结果根据锐器伤推断致伤物的准确性要比根据钝器伤推断致伤物的准确性高.结论 致伤物推断结果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分子克隆技术制备miniSTR基因座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

目的调查D9S2157、D9S1122、D10S1435、D12ATA63和D2S1776共5个miniSTR基因座在河北汉族人群中的遗传多态性,并用分子克隆的方法制备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方法用荧光PCR和ABI 310遗传分析仪对河北汉族120份无关个体血样中的5个miniSTR基因座进行遗传多态性分析。用分子克隆的方法构建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结果5个基因座在河北汉族人群中分别检测出了8、8、7、5和8个等位基因,多态信息含量分别为0．790、0．720、0．750、0．630和0．850。结论5个基因座在河北汉族人群中有较高的多态信息含量,其分子克隆法制备的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具有较高的法医学应用价值。     

涉外腐败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研究——以中国为视角的思考

主权的独立性决定国家的属地管理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而各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诸多刑事管辖原则,在适用于涉外腐败犯罪时又必然会引起管辖冲突。这种刑事管辖的局限和管辖权的冲突,决定各国在追诉涉外腐败犯罪时不得不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英美法物上负担制度及其借鉴价值

物上负担制度是美美法勾连合同法和财产法的重要纽带:一方面,物上负担可以显示合同标的物的权利瑕疵,从而固定交易双方的合同义务;另一方面,物上负担能够调整原产权人、新产权人以及第三人之间的财产权利分配.可以说,物上负担制度解决了受限制的财产权的支配和流转问题:既明确静态关系中财产权利的分配,又解决了动态关系中财产权利的效力.配以适当的公示手段,英美财产法建构了以土地为标的的物上负担体系.对于采纳物权法体系的中国而言,物上负担同样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 90 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 21 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