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信阳地区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解放初期基层政权的建立,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是广大农民与地富反坏之间的斗争,也是新生的乡村制同旧的保甲制之间的斗争。笔者作为大别山区一名基层政权建立的参与者,把当时的斗争情景作些回忆。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     

缴获可疑物中二甲基色胺成分分析3例

1 案 例 1.1 简要案情 案例1:2020年8月,某派出所送检褐色粉末1份. 案例2:2020年8月,某派出所送检褐色树皮状物质3份. 案例3:2020年9月,某分局刑科所送检绿色树叶和紫色木质物质各1份. 送检部门要求对上述检材中是否含有二甲基色胺(3-[2-(dimethylamino)ethyl] indol...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取得了很好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尚未形成完整上下游产业链、东盟各国技术标准差异较大、产能合作领域有限等问题。可通过加强境外产业园建设,鼓励中小企业参与"集群式"发展,扩大中国技术标准应用范围,创新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完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机制,构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平台。     

保安制辅警侵权救济

治安联防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安制辅警在协助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保安制辅警对公民的侵权,现行法律的相关救济并不完善,2009年公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存在立法漏洞.保安制辅警拥有一定的执法权,且保安制辅警为公安部门的行政受托人或行政助手,应当运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则来解决公民的权利救济问题.     

对提高我国人大代表活动质量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中人大代表活动质量的提高 ,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关键的环节。本文从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活动机制及对人大代表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三方面 ,对提高我国人大代表活动的质量粗略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其借鉴

通过2007年对《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和2008年对《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条例》的修订,美国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审查范围,完善了审查机构设置,强调了各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继续保持了实体标准掌握上的灵活度与自由裁量权,在审查程序上以自愿申报与强制审查相结合,在再审查方面以“常青条款”替代“安全港规则”。我国已确定了由商务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的基本模式,在相关实施细则的制订过程之中,可对美国的经验加以借鉴。     

评析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西方国家长期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使得各国政府谋求改变国家直接干预的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引发了广泛的行政机构改革.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精简和调整行政机构;压缩和转换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改革公务员制度,在其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政效率.这场改革对传统的行政方式和政治观念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