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户、农业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不仅仅是土地要素的简单转入与转出问题,还需要处理好土地流转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户、农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善的农村生活保障体系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处理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农户、农业企业和政府围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相互联系。本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农户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农业企业的关系和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关系,研究了农户、农业企业和政府关系协调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探讨建立以农户为核心的土地流转协调机制和以政府为核心的土地流转协调机制问题。     

土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法律协调

在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上,由于人类对经济价值的偏好,土地的生态价值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硬伤.本文在对土地生态价值边缘化的现状、原因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土地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之道,并从法律机制层面对土地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路径提出初步构想.     

“两型社会”土地优化利用:环城游憩带的路径

环城游憩带发展能促进"两型社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及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本文基于武汉城市圈环城游憩带功能和空间演变视角,分析其在"两型社会"城乡土地利用中的积极作用,根据"两型社会"土地利用面临的压力,提出"两型社会"土地优化利用措施:统筹城乡区域科学规划、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土地多样化利用构建和谐环境及实现土地的动态管理.     

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向哪里去,成为近年来国内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对已经高度分化的农民和土地的类型作了区分,对到底农民要什么和什么农民在要作了探究。本文在把握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对土地制度讨论中的浪漫主义情绪作了批判。本文认为保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中国的时代选择。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浙西南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云峰镇位于素有"江南绿海"之称的遂昌县东部,距县城12公里,总面积214年方公里,全镇辖行政村31个,自然村151个,总人口22958人.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生态平衡,素有遂昌"粮仓"之称.近年来,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快新农村建设的精神,镇党委、政府从自身实际出发,实施"工业强镇"战略,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全镇面貌焕然一新,多项工作走在前列,成为浙西南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典范.2006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4.7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0.77亿元,工业总产值1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982元.     

日本房屋征收制度的基本状况

在财产权须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宪法规定之下,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遵循"无补偿即无征收"的原则,建立了分别针对确认项目所具公共利益性质的项目认定程序制度和调整、保障私人利益的裁决程序制度。当两项程序中产生的行政行为有争议时,分别适用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和当事人诉讼。此外,该法律还为通过自愿收购取得公共用地的方式设置了调解、协议确认和和解等特别程序。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英国封建政治的特质与宪政的生成

中世纪英国的封建政治直接生成了英国的宪政思想和体制,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探其缘由的契约原因论、非契约原因论等主张,莫衷一是。设若从契约的特征出发,探求封建契约的财产对价原因,归纳其精神理路,仍然有研究必要。除契约外,客观规则的沿用,使得各种保护自由、财产以及限制王权的法律和惯例,能在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中实际地发生作用。延至中世纪晚期,英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的宪政结构,从而铺就了通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