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及其潜在限度——以浙江“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为例

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的创新实践,契合了多元要素互动情境,遵循了技术赋能基本逻辑,重塑了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的诉求响应机制,发挥了数字技术的相对优势,保持了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有效感知。同时,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的限度,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应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工作需求、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数字技术可能导致群众工作陷入“技术万能”困境等三个方面,需要在群众工作数字化过程中予以关注和规避风险。     

小讲台大练兵 小投入大回报——以公安夜校为抓手深入推进全警实战大练兵

<正>在全警实战大练兵活动中,海南省公安厅(以下简称省公安厅)积极探索创新教育培训方式和载体,创办海南公安夜校,固定利用每周四的晚上,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设立视频分会场,邀请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授课,帮助民警学习知识、收获知识、提升能力。自2019年12月开办以来,已举办74期,参训民警超过十万人次。     

广西在多种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选择

广西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背靠中国大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西南五省六方联盟等多个区域合作的交汇点,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海陆交往的枢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     

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以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为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对任何贸易体制而言,无论是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性的双边或周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其贸易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GMS来说同样如此。因为,无论GMS贸易自由化规则设计得如何科学合理,若没有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其实施的后盾,6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成果

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     

大数据化解政策冲突: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聚焦于政策信息,结合政策周期分析政策冲突在各阶段的信息机理,可以发挥大数据价值增长优势,化解政策冲突。在理论层面,政策信息在冲突各阶段依次表现为信息失准、信息失真、信息不对称和非正式信息,大数据发挥信息精准性、共享性、实时性和开放性功能加以弥合。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周期和政策周期在各阶段有机结合,两个周期实现同构,共同减少政策内耗,提高治理效能。在实践层面,需要通过大数据与政策领域跨界融合、推动跨部门政务数据集成、建立多元开放的公私评估机制和合理合法化的政策终结来化解政策冲突。     

基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要解决发展经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乡村振兴等问题,应坚持"三个不变"和"两个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结合西部特色不变,转变发展理念、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基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可从实现基于信任的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协作,最大限度激发西部地方政府善治内生动力,提升西部地方...     

"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干部队伍建设入手推动湖北思想大解放

湖北思想大解放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大解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思想解放的深层次因素很多,下面列举几点,仅供参考。     

党的十七大与台湾问题研究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十七大报告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同时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的同时“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这些方针方法的提出使得十七大与解决台湾问题之间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