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机构改革的门道

比如你在手机上养了一只蛙儿子,它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为了保护好它,各部门职能出现了严重交叉。     

日照市东港区编办将"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近年来,按照中央、省、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日照市东港区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开放包容、精简高效、务实创新'为目标,全方位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在精简事项、流程再造、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等方面出实招、求实效,坚持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努力打造东港区审批最少、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政务服务环境。     

近年来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述评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学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热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总体看,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仅占一小部分。因此,有必要总结概括获得大多数学者认可的理论观点,探寻不足,找准着力点,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职能建设

社会转型推动着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心在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重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有助于化解转型社会的矛盾,有助于应对风险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县域层面培养选拔好干部的路径探讨——以浙江温岭市为例

＂郡县治则天下安＂。在现行政治架构下,县级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结构最前端,是具备完整行政职能的一级政府,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一线的重要职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基层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县域层面已经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利益诉求多元期,面对的问题更趋复杂和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泉州两级法院探索“五位一体”廉政文化品牌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2020年12月4日上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体干警在院长陈明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一场宣誓仪式,就是一次思想洗礼。     

中国工会的职能层次体系及职能优化

中国工会职能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对其研究应从平面型研究转向层次型研究。层次型研究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工会职能优化策略,从而为构建劳动关系治理的长效机制创造有利条件。根据工会与政府、用人单位、职工之间的关系及其衍生的工会职能行使的难易程度可以把工会职能划分为三个层次：自力型职能、接力型职能、借力型职能。在工会的三层职能中,除了自力型职能通过工会自身可以相对容易地履行外,另外两层职能都与政府、其他劳动关系主体密切相关,其中又以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最为紧要。因此,政府应扮演好劳动关系监督者、协调者的角色,通过制定相适应的法律政策支持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修改与完善

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比较法继受中,大陆法系采取"双轨制"规范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英美法系以违约责任统一规制。我国《合同法》第111条被认为是关于"(物的)瑕疵担保"的规定,《民法典》"违约责任"一章中第582条承继了这一规定,将"质量不符合约定"修改为"履行不符合约定",发生同样的法律效果,即通过违约责任规制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一修改主要起到了完善违约责任体系、呼应实质"债法"体系的作用,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法条的解释范围应限缩于"物的瑕疵担保"。这一修改对于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中违约救济方式变动不多,主要是调整了其前后顺序;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补救措施,但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准则;退货应当区分合同与交易情况,其所获赔偿数因不同情况有不同范围;对于减价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请求。     

《民法典》背景下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2条明确赋予了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的权力。行政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打破了“合同成立即生效”的一般原理,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合同自由的边界。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属于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其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可能存在影响私法自身的内部逻辑、行政权不当越位、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等制度隐忧。对此,应当寻求符合管理目的的唯一与最优选择,通过行政审批合理管控合同的履行,并依法对行政审批权的设定作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