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山西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自游击战争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对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的近三年时间里,直接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对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所了解的韩明

韩明,又名韩道明,乳名马小,兄妹四人,排行第二,1911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河止村一个农民家里。韩家祖上世代务农。韩明的父亲韩何齐,又名韩旦,是个为人正直、忠厚善良、勤劳俭朴、严以持家的普通农民。韩明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其父为使儿子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全家省吃俭用,极力供读。     

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山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山西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完善、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资源产权改革滞后等.为此,应利用资源优势,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渊源。但两者作为国际商法渊源各有其利弊。国际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往往是对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的编纂,但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并不因为被编纂就消失了。相反,在作为国际商事条约的一部分而被编纂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缔约国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同时,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非缔约国仍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商事案件中,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因国际商事条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考虑并加以完善。     

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政府责任——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视角

近年来,山西非法黑砖窑存在着拐骗农民工、强制劳动、雇佣未成年人、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亡等严重违法犯罪问题,经报道后,"山西黑砖窑事件"引起了中央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司法机关已对"黑砖窑事件"责任人追究了法律责任.     

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兼评我国有关规定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因此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的限制日益减少,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与此扩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亦日趋宽泛,但有关法律规定与此尚欠衔接,故应从立法技术和内容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潘幼亭 善于思考的“行动派”

“既能让破产企业起死回生,又能让土地承包的邻里乡亲握手言和,写论文更能在全国获奖,这个老潘可不一般!”说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潘幼亭,同事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同事口中的“老潘”其实并不老。2004年,27岁的浙江小伙子潘幼亭进入昌平法院工作,从小汤山法庭的书记员一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一线法官。他是商事审判领域的“思考者”,更是将研究成果付诸司法实践的“行动派”。在16年的工作中,潘幼亭先后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荣获北京法院“商事审判业务标兵”“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