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选择的系统模型研究

如何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是政府管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和实践者找到了一种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的新途径。本文从政策工具的内涵研究开始，结合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的经济学模型、政治学模型和综合模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构建为一个系统模型，希冀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绩效。     

做好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经常地有针对性地在群众中开展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务工作者值得借重的重要工作方法.如今,现代传媒工具已被广泛使用,但是,无论多么先进的现代化教育手段,都不能替代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把幸福留在身边

幸福,每个人都在追求,但并非都能如愿。因为,幸福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即使幸福曾经来过,可你未必把它留在了身边。家里的菜刀用久了,钝得切根葱都很费劲。因此,当磨刀老人吆喝着从楼下经过时,我便喊住了他。老人的工具很简单,一条长凳,凳上嵌了块磨刀石。接过菜刀,老人用左手的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构建基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绩效管理体系

自绩效管理诞生以来,一直被资方--企业作为提高企业效益和改进员工绩效的理念和工具来使用,但是,在管理实践中并未表现出像想像之中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绩效管理在运用中忽略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理念--公正和公平.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真正提高绩效的关键所在是建立基于公正、公平基础上的绩效管理体系,同时,它也是企业对组织绩效和员工绩效进行管理的标准和底线所在.     

论能力本位导向下的高职英语教学

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模式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较为流行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是一种典型的“能力中心”的教育模式。笔者通过对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具体表现的介绍,阐释了能力本位教学理念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适用性和具体要求,及其在提高学生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英语能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爱读书的毛泽东

三、编书、荐书和讲书：毛泽东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     

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异同点比较

在人学发展的历史天空下,东西方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东方人本思想以儒家人本思想为代表,它确立了东方文化的历史基调,形成了以集体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西方人本主义与之相反,则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基因。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流变和社会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挖掘东西方人本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对于和谐文化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浅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价值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不仅宣告了劳动者在过去其合理利益无法得到法律全面合法保护时代的结束,从更高层面讲,更彰显了国家在对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法律地位方面的立法态度的本质改变,这必将会在更好的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为最终构建起和谐的劳资关系奠定坚实基础.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历史发展等方面分析我国有关劳动合同立法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试图找出隐藏在《劳动合同法》背后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以期对未来《劳动合同法》的健全和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