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心理、公众情绪和敌意的社会习得-李登辉现象的挫折攻击理论分析

90年代是台湾政治发展的特殊时期.以本省人为主体的、以历史创伤为集体记忆的公众情绪过去长期受压,至此迅速释放.其破坏性能量成为李登辉等政治人物抗拒统一的凭借.他们通过各种政治机制激化公众情绪,并将之导向反对统一.领袖人物偏激的政治主张使民众的期望值和机会感产生错位.这种期望种植在受迫害型的敏感心理之上,脆弱难以承受挫折.当李登辉以其分裂行径向和平统一方针挑战时,大陆方面的制止将造成台湾努力的失败.然而政治人物则透过政治表演和媒体渲染让民众承受失败的挫折.处于挫折感中的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将更加情绪化,其对大陆的敌意和排斥力也更加强烈.     

女贪官的黄泉路

“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段“精彩”的话出自蒋艳萍之口。蒋艳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然而。蒋艳萍真是个“高明”的女人吗?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问题研究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私自买卖爆炸物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为公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加大打击涉爆案件力度,正确适用法律,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但法律不能包罗万象、不能穷尽一切,现有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存在瑕疵.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本罪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尽快对立法以及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     

论道德教育中的爱感生成——对中西人性体认的再思

德性"自盈"是中国文化对个体自我体认的最基本的评语.而一切人生理想的诉求都集中于自我德行的外溢,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对人性自我意识的过分乐观.因此,这种基于德感意识的人性体认,缺乏追寻彼岸超越精神的动力,也带来了个体精神生活的乐感取向,从而导致了道德泛化和去道德化等诸多道德教育困境;而对人性体认建立在罪感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却孕育了具有超越之爱感的道德教育.所以,中国道德教育必须从狭隘的本土化思维框架中走出来,通过再思中西不同的人性体认,促进爱感的生成,承担培养爱者的使命.     

我国应建立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

沿着危险驾驶罪开启的实质性微罪方向,《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扩充了微罪的范围.高发型微罪在取得了积极社会治理效果的同时,引发了明显的犯罪标签泛化问题.迄今为止,在审判阶段的出罪、在立案侦查阶段的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都无法显著地削减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庞大的犯罪人数,无法有效解决高发型微罪的犯罪标签泛化...     

假释人员再犯罪的特点及防控对策研究——对580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样本分析

通过对2018年、2019年、2020年假释人员再犯罪刑事一审判决书的相关数据进行梳理发现,假释人员再犯罪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针对假释人员再犯罪防控存在的问题,结合案件规律及特点,从个体风险防控、客观风险防控及制度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入手,能够有效降低假释人员再犯罪率,最大程度实现社区矫正的矫正效果,帮助假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本文认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罪名应界定为“破坏计划生育罪”;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计划生育管理制度;本罪条文中的“终止妊娠手术”应该修改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并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本罪条文中“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的规定应该删除。     

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行为的刑事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催生了各类融资平台的产生。同时,平台又借助明星代言人的宣传扩展自身的业务及影响。一旦产生金融风险,将叠加明星效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冲击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通过梳理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的相关案例,对其逻辑动因作初步阐析,分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痛点困境,提出增加虚假广告罪主体、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进而增强刑事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