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绿党基层民主与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之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欧洲绿党基层民主思想由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基层单位的分散化与小型化、基层职位的轮换制、基层民主的集体领导制组成。我国苏南地区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等方面也借鉴了其成功经验。然而，苏南地区基层民主建设在基层单位服务功能与性质、党组织功能、干部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通过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点，有助于我们在基层党组织、基层单位、基层职位等方面实现彻底的民主化。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的技术分摊规则

技术分摊是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适用的规则,它剔除了非专利因素创造的利润,使赔偿数额的计算更为科学合理.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日本,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许多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学说和经典判词,颇具借鉴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适用技术分摊规则的案例,但其操作比较粗放、随意,建议我国以市场价值分析法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并由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青少年弑亲行为探析——基于47例弑亲案例分析

青少年弑亲行为是青少年犯罪行为之一,也是社会伦理典范的表现之一。通过对16年间我国媒体集中报道的47例青少年弑亲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出生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独生子女家庭或者单亲家庭,同时又处于初、高中阶段的男性青少年是发生弑亲行为的高危人群;青少年弑亲行为出现低龄化趋势;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和网络成瘾是导致青少年弑亲的主要原因;青少年犯罪心理成熟,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意志非常坚定和明确。因此,要预防青少年弑亲行为,关键是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四个方面消除青少年弑亲的动因。     

省际高等教育生均支出的面板回归分析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是衡量教育资源充沛与否的重要指标。根据1999年到2008年相关数据分析,多数省份普通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下降;省际生均支出水平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省域社会产业结构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支出水平影响最大,政府财政能力其次。因此,各省应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本省高等教育基础,制订和完善生均教育经费保障体系。     

城市“黑车”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兼评“钓鱼执法”

治理"黑车"的直接目的是维持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以保障民众的出行,但它绝非单纯的道路交通运输、城市形象、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民生、社会公平、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黑车"治理是一项涉及执政理念、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包括"黑车"治理在内的城市治理不仅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审视着城市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必须在此高度上提出制度建构的基本对策思路。     

根据颈椎CT片特征指标进行同一认定的研究

目的选择颈椎CT片上的特征指标,建立逐步回归方程,探讨其在法医学同一认定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130名被检查者颈椎CT片各1张,70名被检查者不同次颈椎CT影像片各2张。选择并测量颈椎CT片上的13项指标值,分别计算被检查者随机分组后相同测量指标的组间差值,以及同一人不同次测量指标间的差值,运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建立各项指标的一元回归方程和多项指标的多元回归方程,并对方程进行盲测检验。结果建立的13个一元方程中同一认定的准确率在69.0%~90.4%之间;建立的4个多元回归方程的准确率在90.4%~96.7%之间,盲测准确率为100%。结论本文在CT片上选择的13项特征指标可以用于同一认定,使用时应尽可能选用多元指标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防控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表象"实证分析 ——以S市M区的数据为基础

随着信用卡消费的常态化,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愈发值得重视.以S市M区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4年受理的案件数据为基础,信用卡诈骗犯罪呈现出的"表象"是:S市M区的信用卡犯罪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无业的18~35周岁的青年男性实施的故意透支和冒用信用卡的犯罪行为.其中,S 市户籍的非外来人口居多,但是,非 S 市户籍人员所占比例也不低,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且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和福建三省.犯罪分子以汉族为主,主要是单个人实施,多为初次犯罪,共同犯罪或者团伙犯罪的比例较低.从刑罚适用的情况来看,信用卡诈骗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不是太大,大部分是轻微刑事犯罪行为,严重犯罪行为比较罕见.因此,应当立足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信用滥用和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2个本质特点,重在防范而不是惩罚.     

日本大地震的政治、经济影响分析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和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9.0级的强烈地震,地震合并海啸,造成灾区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地震海啸又引发了核危机,导致氢气爆炸和核泄漏,     

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动因、传导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社会分层模型的结构性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与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呈正相关,并受到三个方面因素重要影响,即社会发展失衡引起日趋强烈的对立情绪,阶层流动受阻激发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公力救济失范促成自力救济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导过程中集群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程度以及利益诉求的抽象化程度。化解群体性事件,长期来看根本路径在于构建"纺锤形"的社会形态,中期来看关键路径在于构建更权威的公力救济体系,近期来看有效路径在于构建更规范的监管处置机制。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视野下的“数额较大”——以盗窃罪数额的认识错误为视角

盗窃罪中,财物价值的数额是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行为人主观上应认识到。依据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只要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有可能达到数额较大,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已认识到,除非其能提出相反的证据。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概念,如数额较大、毁坏等,不要求行为人精准地认识到概念本身,只要求行为人有可能认识到概念的社会意义即可。行为人对数额较大的认识错误原则上应阻却犯罪。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区分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认为盗窃罪的犯罪既遂标准有上述三个层次,这样能较好地解决对财物价值认识错误的问题,同时能更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