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司法能力建设落实司法为民措施

海南高院党组理论中心组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深刻认识到，搞好审判工作，发展党的司法事业，理论是基础，思想是保证。学习好、掌握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基本理论，是做好审判工作前提和基本保证，是增强法院司法能力，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确保党员法官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为此，中心组成员坚持把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法院工作中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落实。     

幽默世界

五十岁的陈瑞仁,是台湾检察改革的“灵魂人物”,他所推动成立的检察官改革协会,对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起云涌的司法改革,发挥了极大作用,使得政治黑手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在敏感案件中长驱直入。陈瑞仁不讳言自己深绿民进党员的政治立场,但他表示,“当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事实上,专业才是他真正的“颜色”。陈瑞仁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影响其办案态度,充分体现“不问蓝绿,只问黑白”的司法立场,推动台湾司法独立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机要费案”侦办引发台湾朝野对峙,“反贪倒扁”运动为此发起大规模群众抗议,为了避免“上级”或…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诉讼环节的适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化发展，在司法领域，轻刑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要求。“两高”在2005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整个法学界和实务界屡见不鲜。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义尤为重要。     

转折与展望:评中央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在“司法改革”这一“中心话语”下 ,中国基层司法机关的改革如火如荼 ,但是 ,由于改革的自发性和分散性 ,导致了诸多悖论的产生。为此 ,中央决定转变改革模式 ,成立了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以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这一决定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进程来讲 ,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必将对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综合来看 ,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才能除司法改革进程中的非理性色彩 ;才能沟通司法改革中的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 ;才能调谐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深层冲突。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努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日益繁重,司法行政基层工作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暴露出我们在队伍建设、物质保障等方面,还有很多缺陷。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必须不断地创新,加大改革力度。     

是《人民调解》让他们成了调解2家

他们是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山孔村人，父亲孔庆五在本市和尚桥法律服务所工作，他的大儿孔繁鹏任本市长社（办事处）法律服务所副主任，四儿媳桑慧萍任本市和尚桥司法所长兼法律服务所主任。每当别人说到他们一家有三个人都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时，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说：“俺们能从事这一行，《人民调解》期刊帮大忙。”要知其中缘由，还得听我给你们从头说起。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服务司法行政工作大局

大家好!很高兴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来到充满活力的东莞,和大家一起参加《中国司法》杂志的通联工作会议,我谨代表司法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来自司法行政工作一线的各位特邀通讯员以及各位代表表示真诚的问候。下面,我想就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彰显《中国司法》杂志的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开创杂志编辑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服务于司法行政工作大局,谈谈自己的两点看法,和与会同志共同交流探讨。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面向基层、面向实践,打造司法行政系统政策指导、工作研究、理论探索、法治宣传的权威平台《中国司法》杂志是司法部…     

中美证券规章制定监督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证券规章制定的监督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非正式监督,各种监督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监督过程是一个由过程到结果的监督,是监督主体对其程序和实体合法性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相对于美国证券制定的监督体系,我国尚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证券规章制定的监督制度。     

为职业打假者合法化呼吁兼与梁慧星研究员商榷

国内媒体２００２年７月后，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老话题，由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仅在消费者协会如上海消协和全国消协内部，而且在法学家间和传媒间同时成为争议的焦点。这个很长时期得不到解决的聚焦，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不应该，保护不保护“知假买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编者按：“在法律的争议与现实的需求之间，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争鸣与探讨。”其实决不限于法学家间甚至社会典论对此存在争议，就是在司法界具体到某一个承审此类诉讼案件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