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以被害人过错为视角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指因经济纠纷或其他原因,行为人恐吓被害人并强索财物的行为。有因型敲诈勒索并不全都成立敲诈勒索罪。现有观点主要以权利行使为依据排除部分情形下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但是,即使行为人通过恐吓手段实现权利,其恐吓行为仍具有强制性且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难以据此排除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应将视角由行为人权利转向被害人过错。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场合,尽管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发动裁判规范的必要性受被害人过错的影响而降低,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也随之降低。在没有必要发动裁判规范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而不成立敲诈勒索罪。排除敲诈勒索罪成立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结果具有相当性的类型和行为具有相当性的类型。     

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

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增加了货币政策的目标数目,各个目标之间极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它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工具发生改变,并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它还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对此,西方各国纷纷进行相应的调整,我国应当借鉴其中的一些经验,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开放经济下的新环境。     

论调解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非理性

任何民事纷争都是因为权利而起的,而权利具有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严格和神圣的性质,所以在解决民事纷争时应充分保证实现这一点,但现行民事诉讼中强调用调解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使权利不能得到圆满的尊重与保护,我国民法规定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程序法的严格配合保障,调解其实是法律文明水准不高的产物,它不仅使权利不能被严格保护,而且不利于树立高度的法律观念。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事人间的和解(也和法官调解作用有关),西方的和解首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中国的调解倾向则基于中庸之道,违背了法的理性精神。     

印尼华人的民族权利与华文教育问题

2006年7月,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的争议多年的新<国籍法>,取消了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在印尼国籍问题上带有族群歧视性的条款.新<国籍法>不仅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外来族群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为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本文试从印尼华人民族权利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印尼华文教育多样性发展的可能前景,希冀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关于印尼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讨论.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出版社编辑绩效考核体系构建实践研究——以LJ出版社为例

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很多出版社的绩效管理还停留在对经济效益指标的考核层面,虽然陆续增加了一些非财务指标进行完善,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作为出版社的核心生产力—编辑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显得尤为迫切。文章通过分析原有绩效考核体系的弊端,提出优化出版社编辑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思想,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法和平衡计分卡相结合,重新设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达到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编辑综合实力、提高出版质量、树立出版品牌、增强出版社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并简要阐述了实施效果。     

制度建设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提出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六个体制制度建设,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转化到制度化水平上,为建设和谐社会勾勒出新路径。     

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

以恢复性司法为制度进路,追求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这一事关实质正义实现的法治目标。对犯罪人的制裁更多地涉及法律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因此偏重于追求形式正义;对被害人权利的弥补、修复、保护更多地涉及生活中实际、具体的事件之合理性与被害人个别处遇,因此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的权利长期遭受不应有的忽视,而在欧美获得蓬勃发展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则针对不同案件、不同犯罪人和被害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为我国惩治犯罪人、保护被害人与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资源与制度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