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著作权法到现代著作权法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源自法律文明中的私法传统,其具有的诸多公法内容如凸显公私法交融结构、特许制与登记制、救济机制的行政优位等,都为近代著作权法打上了时代印记。随着互联网在各国的发展,中国著作权法面临观念的更新与实践的挑战。鉴此,国家文化管理在著作权领域应明晰公私法各自的逻辑理性,避免公私权混同替代;重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著作权人、文化企业和行业的价值定位,倡导以民法思维规范版权流转新问题,在数字权利与国际化实践中,开放立法,推动国家文化事业的大发展。     

《版权的本质: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译读与思考

《版权的本质: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一书率先指出了版权的宪法基础和公共领域的至关重要性,尤其是站在使用者权利的角度重新解读版权法,对版权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版权法是促进知识传播与学习进步的基石,要实现这一重要功能,版权法不应当仅考虑创作者和传播者的报偿,也要兼顾提供这些报偿的使用者的合理权益。通过拓展合理使用原则,该书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新观点,即版权法是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     

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

数据权利是当今最引人瞩目的学术议题之一.回顾既有研究,以赋权模式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范式和以行为规制为代表的"实质主义"范式彼此颉颃.两者各有所短,又殊途同归,亟待通过"反省法"范式予以统合,并籍此深入问题的实质暨数据权利结构之中.在权利球、权利束、权利块三种基本结构中,"数据权利块"贴合了数据权利"理一分殊"的特性,...     

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经验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英勇地奋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最前列。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反革命集中控制大中城市,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     

刑事辩护权的宪法反思

刑事辩护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项应当获得宪法救济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及保护直接体现一国人权保障的状况和法治文明的程度。宪法规定刑事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追诉者能够运用宪法规定的这一对抗性权力,使控辩力量趋于平衡。我国刑事辩护权在现行宪法构架下尚有立法上的缺陷,影响了刑事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从宪法保障功能方面改革和完善控辩诉讼结构,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根本要求。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股权让与担保下的股东资格认定

【裁判要旨】债务人通过将股权转让至债权人名下为债务提供担保的,成立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由于股权权能的分离,在债权人与公司关系上,债权人仅享有财产性权利,不享有身份性权利;在债务人与公司关系上,债务人仅享有身份性权利,不享有财产性权利;在双方与公司外第三方关系上,需要根据第三方的具体请求指向,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权利义务分配。     

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挑战":以贸易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为例

例外条款是条约设计中的精华所在.很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都包含有关安全措施方面的一般例外条款,表明普通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安全例外条款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全球化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中两个独立的领域.然而,当前世界贸易体制不得不应对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能源安全等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国家安全威胁.此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级别.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给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提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避免安全例外条款被当成政治理由,即作为掩饰或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正当化的一种方法.对安全例外不加限制的依赖,将导致一项条约下已被接受的义务完全受制于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因此,对安全例外的援引需要受限于其措辞确定的具体情形,并由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加以审查.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时期,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条约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在设计可驯服不确定性的例外和最小化其被滥用的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是条约设计中一项"结构性挑战".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