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现场再现问题探析

命案现场泛指发现被害人的尸体或尸块的场所。它的再现主要是以尸体为中心,凭借技术手段“复原”或推断人身伤亡发生的过程。一般以法医学技术为主,其他技术为辅。根据尸体和现场勘查的结果,结合案情调查材料,通过科学严密的分析推理,再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为侦查提供方向、范围、途径。请看下面的案例:某日23时许,吴某(女,38岁,暗娼)被发现遇害。现场为三室二厅的单元房。大门是防盗门,无任何撬压痕迹。进门为客厅,东边是南北两个卧室,西侧有卫生间、厨房。吴某被杀死在北边卧室的床上,呈头北脚东南仰卧位,赤裸。损伤情况为:1.右腹…     

美国执行官局的逃犯调查职责

美国司法部执行官局不仅肩负逮捕联邦逃犯的职责,还被赋予帮助州及地方执法机构逮捕地方逃犯的法定权力。为履行好职责,执行官局建立了地域和地区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与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合作开展逮捕逃犯的特别行动,为逮捕国际逃犯,加强了其海外组织机构的建设,同时,为执法机构提供了大量培训,在逃犯调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广东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调查与对策研究

在建设文化大省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现在,方方面面对文化体育如何融入经济,实行文化(体育)产业化的话题谈的比较多,行动也比较迅速,但谈公共文化体育事业的声音却不多,各级政府对其投入也往往是缓而行之,部分地方更是以优先发展经济之名来取而代之。这种现状与我省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商标法适用中消费者认知的价值及其实现

商标法通过保护商标识别功能来实现立法目标,对商标相关事实的认定应当充分考虑商标识别功能是否受到损害,这就涉及到对相关主体认知的考量。关于主观认知,目前商标法规定了“消费者”“公众”“相关公众”和“社会公众”等概念,这些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主体的认知也有较大不同,在商标法适用中应当优先考虑消费者的认知情况。在认定商标相关事实时商标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应当主动将消费者认知作为基本依据,消费者也可以利用商标法规定的程序使其认知情况被更好地感受到。获取消费者认知的基本方法是商标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法官将自己想象成具有普通认知能力且处于一般谨慎状态下的消费者而推知其感受,对以往事实的认知情况也可以采取消费者调查方法,并将其作为专家证人证言使用。     

基层公安民警宪法思维与法治意识现状调查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当前公安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贯彻和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和公安工作现代化。调查发现,基层公安民警的宪法知识储备比较厚实;但重视宪法的程度不够,理解宪法不深入;缺乏深入感受宪法、学习宪法、运用宪法的机会;现有的宪法宣传普及方式和机制没有为公安民警提供条件;实用主义思维方式还在作用和影响,较低的宪法思维水平制约了法治公安建设的进程,浅层次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影响到公安工作的现代化推进。     

企业刑事调查应对指南

本文从刑事调查这一概念的由来入手,详细分析企业在刑事调查阶段的权利与义务。刑事调查为公安部门接到举报或控告后审查是否立案的必经程序,企业应充分重视和配合,并针对被举报或控告的不同情况作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必要时以刑事合规手段尽早干预。     

强制医疗程序相关问题思考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先例,强制医疗程序施行近10年来,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障碍及问题,需要重视并尽快解决。本文从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以期能从实践中减少相关障碍及问题,从而使各方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以利于立法目的更好地实现。     

傣族艺术传承的多种面相--勐海县勐遮乡田野调查散记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也有比较完善的历史典籍,是云南较大的世居民族之一。2005年10月,我参加“少数民族文化变迁调查组”,对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傣族文化变迁情况进行了调查。勐遮乡所在的勐遮坝子是西双版纳最大的坝子,总面积达23万亩,为勐海县稻谷主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党员的头脑武装起来、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既是严肃的政治要求,也是紧迫的现实任务.     

法教义学视角下退回补充调查的诉讼阶段定位

监察案件审查起诉后,为了避免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转换带来的诉讼资源耗费,更充分地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一些学者主张检察院退回补充调查宜定位为审查起诉阶段。然而,其与之前《刑事诉讼法》主要将退回补充侦查定位为侦查阶段的立法相悖,会带来由监察委员会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监察调查措施的程序困境。从法教义学角度来看,退回补充调查阶段定位为监察调查阶段,更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是我国诉讼阶段论理论指导下的程序配置,有助于惩治腐败犯罪,也有助于发挥程序之间的制约作用。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后,应当将沿用刑事强制措施以及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作为诉讼阶段论理论的例外,同时建立换押制度,完善补充调查之后的程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