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研究——以庭审程序为核心的分析

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唇枪舌剑的控辩与痛哭流涕的忏悔——文强案庭审现场实录之三

当指控文强强奸罪不公开审理部分完结时,已是2月7日凌晨1时。 在法庭举证阶段和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绕受贿罪中关于收受的部分财物性质认定和分红获利如何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是否存在主观上明知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否实施了包庇、纵容的行为,行贿罪中是否存在明确的请托事项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是否还有其他合理的能说明来源的部分未予扣减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辩论。     

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完善

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诉讼,而是对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的一种司法审查。文章指出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应从四个方面加以完善,特殊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程序与普通罪犯相比应有所差异。     

民事庭审程序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庭审是整个诉讼活动的核心,庭审制度改革是诉讼改革的契机和重要内容,其成败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问题。因此对于集中审理和举证时限的关系、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分立、法庭调查的控制以及法官认证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对于民事庭审程序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陪审员的调解功能评述

人民陪审制度发轫于革命根据地时期,今天看来,当时"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陪审理念的司法内涵略显不足,而政治意味则相对浓厚。随着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陪审制度的政治意蕴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法治规范化的要求使得人民陪审制度显得难以满足当下社会现实的需要。2006年9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点"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通力合作,启动了"中国陪审制度"研究课题。该课题运用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方法,先后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研,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陪审制度的现实状况。在本项目即将结题之际,本刊编辑部约请课题组部分成员就一些主要问题做了一组笔谈。我们相信,这组文章能够使读者感知到中国基层司法机关的人民陪审制度的基本状况以及面临的困境,并引发完善或者重构这一制度的思考。     

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探究

我国现行的庭审结构将庭审划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构造过于僵化,硬性地割裂了事实调查与事实问题、法律问题辩论的关联性,建议在日后的立法中予以调整。     

庭审证据调查研究

两大法系的审判模式决定了其各自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特色,而传统中国刑事诉讼一直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为模板,因此在保留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刑事诉讼庭审证据调查制度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具体的改革思路是(:一)贯彻“以听证为主、调查为辅”的原则(;二)在启动机制方面:规定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职权为例外(;三)对职权调查的限制措施包括:调查的范围、调查的程度以及调查的方式和结果的认证。     

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问题研究

<正>一、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概述德国的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最初由Beling教授于1902在图林根大学率先提出,随后成为德国刑事诉讼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刑事证据的禁止,即如果调查取证程序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些证据不能在庭审中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设定证据禁止理论的目的,主要为了避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重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负担。     

市高级法院合议制改革试点合议庭 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正2014年9月2日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民三庭合议制改革试点合议庭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值得关注的是,法官助理首次作为审判辅助人员列席了庭审。此次开庭审理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太仓中信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中信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系列案。太仓中信公司向商标     

庭前会议制度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构建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庭前会议机制作为连接起诉和审理之间的中间程序,但因为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欠缺可操作性,该机制在适用中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司法现状。为了有效对接立法与实践,应从司法实务的需求角度,给予庭前会议准确的程序定位,进而完善实施规则,明确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