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中国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可以概括为“控方证人”和“普通证人”两种模式,两者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的侦查人员基本不出庭作证,实践中通行的是“情况说明”模式,主要通过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作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我国的诉讼结构、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法定情形下必须出庭作证,但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表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个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必须改革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纵向诉讼构造,提高庭审效率和律师辩护技巧,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模式对法医出庭质证的挑战

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模式是当今诉讼改革的主要方向,案件庭审实质化是诉讼改革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法医鉴定人出庭质证将会实质化、常态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出台了保障鉴定人出庭的相关规定、规则。法医鉴定意见质证实质化要求法医鉴定人在出庭时履行相关义务:尊重法庭、如实回答提问、释明鉴定意见。当前法医参加庭审质证中存在法医鉴定人出庭率低、鉴定意见的法律性质不明确、鉴定人出庭的具体要求不明确、与包括专家辅助人在内的其他专家证据形式的冲突等问题。为此,笔者向法医鉴定人提出三点建议: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技能;加强修炼,提高法律知识;注重实践,强化表达能力。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辅导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辅导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和重点之一。对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辅导,有利于指控和证明犯罪,提出和变更量刑建议,证明程序合法性等,从而提高证人出庭率和出庭作证质量。在庭审前,应在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根据控方证人的文化程度、性格、表达能力和认知状况等因素,采取个别辅导等方法,从心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辅导,以达到出庭作证的效果。应坚持法律底线,要求控方证人不作虚假陈述或伪证、虚假鉴定,不隐藏罪证,也不作前后矛盾或不合常理的陈述。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辅导不规范等问题,应树立对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辅导的理念,与庭前会议相衔接、与庭审中询问证人、质证相结合,加强与控方证人的沟通协调,完善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辅导的配套制度,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展开。     

民事诉讼虚假证据治理模式的转型及展开

我国民事诉讼虚假证据数量近年来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排除主导模式下,具有真实性疑虑的证据排除比例较高,证据定性主要依靠庭审质证与法院调查方式,法院较少对使用虚假证据行为人进行处罚。适用惩罚主导模式能够利用证明责任避免认知局限纵容违法,维护民事诉讼裁判标准的适用统一,实现民刑双重治理手段的有效衔接,促进社会民事诉讼意识的良性调整。在保证当前法院对虚假证据识别与排除力度的基础上,可考虑细化《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使用虚假证据行为的处罚规定,明确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的侵权责任,适当扩大《刑法》对民事诉讼虚假证据的适用范围,强化民事程序制裁与刑事法律责任之间的衔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虚假证据治理模式的转型。     

以审判为中心呼唤科学的交叉询问规则

2015年11月，在周文斌案第二季庭审中，被告人周文斌的辩护人之一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对出庭证人胡彪斌的当庭询问引发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刑事法庭上，交叉询问能否成为常态，应当成为衡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法院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不能再对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有罪证据材料照单全收，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庭上通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对控诉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切实承担起对控诉方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守门员职责。在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中，如果仅以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以书面笔录形式存在的证人证言为调查的对象，那么所谓的法庭证据调查就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仅凭一份书面的证言笔录是很难准确判断其真假的。在证人来到法庭时，控辩双方应当按照何种规则对证人进行发问，裁判者应当根据何种规则行使庭审指挥权从而规范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是我国交叉询问规则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个美国代表 一次另类教学——“中美刑事辩护律师培训观摩会”侧记

原汁原味的美式案例教学原汁原味的美式案例教学一位白发苍苍的法官正襟危坐于台前,不露声色地倾听控辩双方的发言,不时下达言简意赅的指示。两边西装革履检察官和律师在庭上随意走动,轮流辩论,针锋相对,寸土争,随时反戈一击,欲置对方于死地。这一场景让人仿佛置于惯常所见的好来坞影片所展示的法庭庭审之中。然而,台的观众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律师。这是中国律师杂志社与美国纽约大学于2004年11月1至2日在广州联合主办的“中美刑事辩护律师培训观摩会”典型场景。与以往理论研讨会及各种培训课不同的是,这次训观摩会见不到传统的专家讲大课…     

论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兼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

集中审理原则是现代审判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个案件组成一个审判庭进行审理 ;法庭成员不可更换 ;集中证据调查与法庭辩论 ;庭审不中断并迅速作出裁判。我国立法尚未规定集中审理原则 ,为了强化合议庭的功能 ,我国急需确立集中审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体现了该原则的精神。应进一步建立法官、人民陪审员更换与庭审更新制度 ,实现证据调查与法庭辩论的集中化 ,并应实行审判合一以及提高当庭宣判率。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建设现代化法院系列报道之二：探索“理性审判”之路

人民法院的审判不具有理性，本身就是对法院形象和审判案件结果的不负责任。尽管我们不能强求当事人必须服从某一裁判结果，但是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审判及其裁判结果让当事人信服，尽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在自己主持的诉讼阶段结束，这就是理性审判所要追求的目标。说白了，倡导理性审判是推进现代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人民法院不可或缺的内容。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它产生于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部分吸收了对抗式庭审机制,即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式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式转变。因此,建立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一、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一)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国家司法权力作出了一定限制,如警察机关采取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行为必须事先取得法官的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等,同时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别…     

北京女子弑母案侧面,另一种“以暴制暴”

啃老、弑母、藏尸,北京女子杨坤故意杀人案曾一度引发舆论哗然.排除精神疾病因素,到底是什么仇怨会让一位女子向自己的亲生母亲举起屠刀?这起突破伦理底线的案件背后,隐藏着什么在庭审直播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的故事和爱恨?本刊特邀杨坤的辩护律师朱富忠和心理学专家方舟为读者独家还原本案的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