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     

高发村:奔跑在脱贫路上——云南省民族宗教委驻村帮扶工作纪实

近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把加快发展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首要任务,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创新突破口,扎实推进精准脱贫工作。中共漾濞县委书记杨瑜总结说:“漾濞县紧紧围绕产业做文章,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贫困户在产业链上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真正实现脱贫不返贫。”漾濞县平坡镇高发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云南省民族宗教委驻漾濞县平坡镇高发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沈亮均说:“高发村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着力在群众产业保障上下功夫、解难题,通过‘党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帮扶模式,成立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落实金融扶贫、土地整理等一批项目,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去年岁末,云南经济日报社记者跟随云南省民族宗教委驻漾濞县平坡镇高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们走进农家小院,探寻高发村的脱贫攻坚之路。     

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及提升路径——以那柯里村为例

农村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领域,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也是农村工作的重要步骤,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是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与全国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基本一致,研究那柯里村农民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面临困境、提升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性问题的扩展情况。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那柯里农户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政策十分关心,对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知较为准确,对宅基地、耕地、产权等内容形成的观念基本正确,但是土地政策认知的主体存在差异,农户对各类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差异和认知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规划利用不明确,当地缺乏主动性、农民缺乏参与感,农户土地观念与行为的不统一,面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与农民认知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溯源及当代成就

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村最基础、最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次制度的变迁都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完善进一步释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人民收入等,彰显其当代价值。我国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方向是:明晰土地权利主体,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机制,保障土地流转有序推进。     

土地审批改革:放权不放松

《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称《决定》)印发,引起各界关注。《决定》指出,要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有人开始担忧:土地监管放松了?耕地红线还要吗?又为房地产用地松绑?     

新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主要特征及实现机制

农村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曾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统”的层面一直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浙江省一个海岛村庄以“统一规划、能人牵头、适度规模”为特色的土地(养殖塘)租赁经营模式的分析表明,新形势下双层经营体制已经突破了“集体——农户”的简单格局。另外,农村社区自主决定内部经济事务的权利,连带强化了村社的自主治理能力。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关键: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土地制度、确保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充分发挥当地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     

潘幼亭 善于思考的“行动派”

“既能让破产企业起死回生,又能让土地承包的邻里乡亲握手言和,写论文更能在全国获奖,这个老潘可不一般!”说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潘幼亭,同事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同事口中的“老潘”其实并不老。2004年,27岁的浙江小伙子潘幼亭进入昌平法院工作,从小汤山法庭的书记员一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一线法官。他是商事审判领域的“思考者”,更是将研究成果付诸司法实践的“行动派”。在16年的工作中,潘幼亭先后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荣获北京法院“商事审判业务标兵”“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等称号。     

脱贫攻坚看河北

阜平县骆驼湾村地处太行山深山区,全村277户576人,常住人口260余人。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不好,过去,骆驼湾的农民群众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年来,骆驼湾村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脱贫致富路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全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民们住进了新房,流转了土地,发展起食用菌、林果业等扶贫产业,依靠集体经济,发展起生态旅游业,有了土地流转金和打工薪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底的950元增长到2019年底的136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