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评析

德国《股份法》在借鉴了他国规定,对股东资格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以诉前审查程序———诉讼许可申请作为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通过法院的依法审查来保证诉讼的正当性;股东论坛的设置,开通了股东之间交流联系的快捷网络通道,以方便其达到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条件;特别的诉讼费用承担设计,在减轻股东诉讼风险的同时,为强制公司自主行使权利施加了潜在压力。     

论专利独占许可的法律属性

专利独占许可的法律属性,决定着许可合同双方当事人内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配置以及许可合同外部关系中所有类型第三人将要面临的风险负担。中国学界中主张专利独占许可对世效力的新兴学说正在逐渐动摇并改变传统债权说长久以来的通说地位,进而引发专利权变动规则中本应避免的错乱。新兴学说的具体论证路径或不当移动了传统民法概念的边界,或不当效仿有体物的财产权体系,或者过度依赖利益平衡理念的可靠性。新兴学说有待改善的论证方式及其在逻辑起点所依赖的知识产权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忽视了专利权作为民事财产性权利所固有的物债二元的基本架构,应当予以修正。也正因如此,专利独占被许可人必须重返其合同债权人的法律地位。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强制辩护制度之法解释学分析与本土化改革

强制辩护制度是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强制辩护制度.虽然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在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功能上与强制辩护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存在量刑适用范围有限、强制性与自主性关系模糊,以及程序性制裁要件阙如等制度缺陷,导致其与强制辩护制度存在差距.未来在...     

论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家事案件的理想状态是尽量将调解向诉前延伸,建立起家事案件法院诉前调解机制,以此来妥善解决亲族之间已经达致法律纷争之矛盾、采纳当事人合意以及恢复当事人感情。为此,域外的许多国家(地区)都已建立起了契合本国家事案件特性,利于家事案件处理的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而就我国而言,目前正面临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之机遇,在此机遇之下,深入考量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资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我国制度的构建是当下之重要任务。     

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和对策建议

面对金融机构频繁出现的负外部性问题,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解释力渐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不失为可选之策。基于对A股上市金融机构党建工作的实地调研和实证评估,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治理难点在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需要重新塑造,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具体方式需要探索,党组织与其他治理机构关系需要协调。未来需要强化党组织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提升金融机构党委委员综合能力素质。     

敏捷治理时代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及其限度

敏捷治理是为了应对新的超智能社会5.0而形成的新治理模式,即从合作治理转变为协作治理。“放管服”改革以来,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方向包括：“多证合一”的地方实践,如排污许可证的要素全覆盖和“一企一证”;不同类型行政许可的合并,如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证的合并;告知承诺制的扩大适用;同步审批、容缺受理的尝试。这种程序优化和简化的改革值得肯定,但过度扩张的适用也需要警惕。过度“减量”“合并”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并代之以信用规制下的告知承诺制,有规避或扭曲程序、弱化公众参与、模糊法律责任等风险,与敏捷治理的理念存在一定冲突。应当对《行政许可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修改,作出合理的程序安排。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若干问题的法律探讨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做了重大改变,引起许多争议,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探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符合社会法理念,在强制续签、解雇保护、违约责任等制度设计上应区别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在相关法条的可操作性方面仍需要加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制度之完善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相关主体的人身自由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过度减损.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的规定在适用对象范围、期限、实施主体、配套保障制度及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妥善应对重大突发...     

论紧急状态下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运用及合法性要求

在突发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传染病患者及病原体携带者实施强制隔离与治疗是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必然会引发个体自由权利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突.基于公共健康和安全这一制度利益在位阶与层次上的优先性,当可排除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实质违法性,但仍需满足法律保留、程序正当和内容合法等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