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监狱绩效考评工作初探

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真正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对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开展绩效考评工作，是新形势下实现监狱工作“首要标准”的重要保障，是提升监狱干警执法公信力，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需要，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监狱警察工作积极性、发挥创造性的有效手段。     

关于罪犯谈话教育艺术的探讨

对罪犯进行谈话教育是监狱警察的一项基本功，是教育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谈话效果如何，不仅关系到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对监管安全稳定也将发挥不同的作用。笔者结合基层管教工作实践和心得体会，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工作经验，就谈话教育的方法和技巧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有所裨益。     

落实“三项重点工作”扎实推进辽宁司法行政事业创新发展

司法行政系统兼具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肩负着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社区矫治、安置帮教以及人民调解、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普法和依法治理等多项任务,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劳教人员合法权利保障的调查与对策研究

确认并保障被矫治人员依法享有权利已经成为现代各国矫正法律制度和实践中共同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也不例外。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五十年来，一直非常重视维护劳教人员的人权。将劳教人员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我国劳教机关的根本任务。把劳教人员当人看，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予劳教人员以人道主义待遇，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     

“首要标准”的法治意蕴与罪犯教育改造手段的创新

＂首要标准＂的提出,既体现了监狱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反映了新时期监狱工作顺应时代潮流向前推进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因此,深刻认识＂首要标准＂提出的现实基础,运用＂首要标准＂所具有的法治意蕴,指导监狱罪犯教育改造手段的创新是目前监狱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在罪犯教育改造手段方面,要实现四个转变,即罪犯教育改造从无定制向制度化转变;罪犯教育改造内容由政治化向法律化、人性化转变;罪犯改造从封闭式向社会化转变;罪犯劳动改造从效益性向公益性转变。     

党纪、政纪、法纪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回答：党纪、政纪、法纪是政党机关、军队、团体、企业成员和社会公民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它们统一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共同的特征是严肃性和自觉性,但它们又是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性质不同。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表达与实践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其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形成有其内生性,即自然属性。因此,浅表像化的将其产生归结为正规金融体制缺陷所致,亦或大而概化将其发展进行肯定或否定,实有商榷之义。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新奇创新内生性产物,民间金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新生经济现象简单表述,而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状态,中国金融制度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路径选择表达,以及在此诉求表达之中,旨在营造适应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实践探索过程。     

听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经济学家张维迎去年力推的新作《市场的逻辑》开篇解释了什么是“市场的逻辑”,在他看来,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     

“不合规”规划许可合法性审查的检视与司法空间政策的形成

“不合规”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简约表达,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合规”规划许可是否合法的裁决并不一致。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把公法意义上对“不合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审查转化为私法意义上对居民是否获得侵权补偿的审查是不妥的,认定“有补偿则合法”实际进行了“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因而在公法层面上“不合规”则不合法的判断模式是成立的。为适度发挥司法空间政策形成功能,可确认经补偿之“不合规”许可违法而不予撤销,并制度性激活反向征收作为补救措施,为城市持续发展服务。     

侦查取证中强制询问证人探析

侦查取证中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询问证人应当以任意询问为原则,但在必要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强制询问。强制询问证人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果上的强制。应当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的适用进行控制,包括主体、启动条件、时间、强制手段、律师在场、赋予证人申请救济的权利等方面。我国侦查取证中询问证人也应当区分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并明确强制询问证人的具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