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民事调解以自愿为核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不存在强制性内容。调解的强制性以强制调解为集中体现，既包括程序上的先行调解，也包括实体上的法官裁定调解内容。尽管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法院附设调解模式与大陆诉讼调解模式不同，但其先行调解的规定对大陆调解模式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应当承认调解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制性因素，从分析特定纠纷的性质以及诉讼存在的不便来看，应在我国大陆调解模式中设立强制调解。     

论国际投资争议的“强制性仲裁”

传统理论与实践都认为，自愿性是仲裁的基础和核心。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的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性仲裁。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强制性仲裁的出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新动向，而且随着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日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强制性仲裁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所涉及范围也可能从投资领域扩及到其他领域。     

论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各国民法在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断然否定合同效力,所保护的法律利益往往不能抵消因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规则,明确法律条文对合同的效力的影响,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的依据。     

民事责任与义务的界分问题再思考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之通说不能妥当解释责任的强制性问题,而将义务与责任划分的界线确定在裁判文书生效时,方可将责任与强制性直接联系起来。裁判文书生效之前当事人所负担者均应定性为义务,对此还应当以义务违反时为界再划分为原本义务和后发义务。违反原本义务所直接产生的后果只是对其更不利益的后发义务,而尚非得被强制承担的责任,经生效司法裁判确定后方可谓之责任;违反原本义务者在经生效司法裁判确认之前仅是＂责任嫌疑人＂,之后才可谓之＂责任人＂。因此,民事责任应界定为：民事主体确定地违反民事义务或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得被强制承担的法律后果。     

宪法实践样态的一个解析——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7—2010年四个工作报告为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供代表审决，代表们依据什么来评判该报告则是宪法实践中必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认定代表的评判标准与工作报告起草依据同根同源，那么显然不能将常委会上一年度工作报告作为基准；因为计划做什么是对象而不是依据。判断常委会一年工作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宪法》第67等条文意旨。按照这些规范来论断常委会四个报告，结论是它实际所做的与宪法规定职责有差异。需要改正工作目标对宪法的偏移，使报告尽可能符合宪法要求。     

刑法学复习方法漫谈

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刑法部分的分值为:单项选择题12分,多项选择题20分,不定项选择题8分,案例分析题9分,总分共计49分,刑法学科在司法考试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刑法试题中,刑法总论尤其是犯罪论、罪刑各论仍然占有绝对比重,某些特殊个罪(例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侵占罪,盗窃罪,抢劫罪,信用卡诈骗罪)仍然是常考的内容。纯粹犯罪构成理论的试题(犯罪故意、因果关系等)较往年有所增加,但仍然重视对考生处理案件的实际能力的考察,要求考生在记忆的基础上理解、灵活运用刑法知识。所以,那种认为只需大概熟悉刑法条文就可以通过刑法单科考试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时考生即使非常熟悉刑法条文也还不够,只有真正理解法条背后的精神,熟悉刑法学理论才能顺利通过考试。     

党纪、政纪、法纪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回答：党纪、政纪、法纪是政党机关、军队、团体、企业成员和社会公民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它们统一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共同的特征是严肃性和自觉性,但它们又是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性质不同。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表达与实践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其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形成有其内生性,即自然属性。因此,浅表像化的将其产生归结为正规金融体制缺陷所致,亦或大而概化将其发展进行肯定或否定,实有商榷之义。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新奇创新内生性产物,民间金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新生经济现象简单表述,而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状态,中国金融制度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路径选择表达,以及在此诉求表达之中,旨在营造适应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实践探索过程。     

听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经济学家张维迎去年力推的新作《市场的逻辑》开篇解释了什么是“市场的逻辑”,在他看来,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     

“不合规”规划许可合法性审查的检视与司法空间政策的形成

“不合规”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简约表达,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合规”规划许可是否合法的裁决并不一致。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把公法意义上对“不合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审查转化为私法意义上对居民是否获得侵权补偿的审查是不妥的,认定“有补偿则合法”实际进行了“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因而在公法层面上“不合规”则不合法的判断模式是成立的。为适度发挥司法空间政策形成功能,可确认经补偿之“不合规”许可违法而不予撤销,并制度性激活反向征收作为补救措施,为城市持续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