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盗窃”的司法认定

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立法新增的盗窃罪行为方式,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不少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凶器是指打人或者杀人用的器具,以具有人身侵害危险性为其特征。应当对凶器作限制解释,将纯粹打算用于破除财物防护设施或者其他便利盗窃实行用途的器械排除在"凶器"之外。携带凶器的情节应当限定于盗窃实行阶段。携带凶器必须产生人身侵害的具体危险。应当注意区分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界限。     

论“克隆卡”案件中银行与持卡人责任分配

在“克隆卡”等银行卡欺诈案件中，美国适用“50美元规则”对消费者责任进行限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仍存在缺陷。我国没有统一“克隆卡”纠纷案件的责任分配方式。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因此商业银行没有动力改进银行卡技术提高交易安全。在“王永胜诉中国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将资金损失责任交由发卡行承担。但是，仍应从立法层面尽快明确银行和持卡人的责任分配，建立消费者责任保护限制机制。     

起跑线还是抢跑线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当今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当然还不仅如此。许多父母,其实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孩子"抢跑"。几年前,教育部将为义务教育的年龄限制"松绑"、准许将满六岁的孩子到小学就读的消息被广为报道,但一天后教育部就出来辟谣,称仍然将严格执行孩子满六岁才能入小学的政策,虽然个别情况可以个别处理。这一波三折的新闻,体现了这一"小"问题的复杂性,更透露了这个"小"问题背后中国公众在教育问题上的"大"心理。     

我国死刑存废及走向的法律深思

本文从死刑的基本法学理论作为出发点,对我国的死刑制度做一定的深思,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条件,提出死刑在现阶段仍将存在的几点理由,同时也肯定的死刑必将走向取消的前景推测.     

“我在澳洲当警察”之六:第一次挂彩

警察的一言一行永远是被放在放大镜下面的,合理使用武力也可能被责难,甚至惹来官司。客观而言,这让每一名警察都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束缚着,限制了拳头击出的力量。在澳洲,社会架构里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只要超出普通人,都会被限制,这也是合理和正常的。     

试论司法经济原则在WTO争端解决中适用的限制问题

司法经济原则是随着WTO争端解决实践发展而来的一项司法原则,其在帮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合理配置WTO司法资源、提高争端解决效率上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该原则缺乏具体明确的适用范围,专家组在适用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不当甚至错误适用该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进而导致案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最小化该原则适用的负面影响,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限制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是保证争端解决正当程序的需要,也是追求公平与效率价值的需要;不仅有助于保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正确履行职责,也有利于实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既定目标。     

追缴特定时段社会保险费的时效限制

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是一种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期间用人单位开始正常缴纳,以此中断了违法行为。对于追缴违法行为中断前这一特定时段的社会保险费是否适用关于时效的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争议。     

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界定——以立法和司法实践为视角

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不仅在各国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中找不到明确的界定,就是在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相关国际公约还是为我们探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此外,我国近年相关立法对此也开始有间接的规定。因此,我们应以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是否排除和限制了竞争为界限来判断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     

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的宪法分析

建立于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身份证制度决定了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强于身份证明的功能,也决定了其属性上偏重于强制性领取与使用的义务而不是公民选择性的权利。指纹是辨识个人身份的生物性特征,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密切相关。人体指纹一旦被采集形成记录,不论是图像还是数字编码,都形成了公民的一项个人信息,理应由公民决定其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采集与使用。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属于干预性、义务性的行政行为,是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性行为,理应得经受宪法的考验。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的行为既有违目的上的妥当性原则,也有违手段上的必要性原则,而每一公民因被强制性采集指纹而产生的潜在权益损失与所欲实现的利益相较,则明显有违合比例性原则。     

任何培训都能约定服务期吗？

案例：赵某是某机械厂的维修工,他与厂方签订了期限自2008年12月至2011年12月的劳动合同。2009年1月,双方签订《关于培训费用的协议》,约定赵某需在机械厂工作满3年,否则需返还全部培训费用及培训期间的工资。2011年11月,赵某离职。在职期间,机械厂曾安排其参加4次（合计15天）由供货商举办的培训,为其报销差旅费8662余元,培训内容为设备安装调试及日常操作。机械厂认为赵某在工作时间不满3年即离职,应自行承担培训费用,且无需支付他在培训期间的工资（共计3500元）。机械厂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赵某返还在职期间培训费用8662元及培训期间的工资3500元。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机械厂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