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适用的强制性

条约的适用是国际法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国内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必须面对的实践问题。1929年《华沙公约》建立了强制性适用原则,只要是公约定义的国际运输,必须适用公约。这一原则被其后包括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予以继承和保留,成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的鲜明特色。以《华沙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其适用并未完全遵循国际法传统的条约适用理论,当事人国籍国是否批准条约并不是适用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航空运输合同所确定的始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所在的国家是不是公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国际航空私法条约自身不同于其他国际法条约的适用理论和规则体系。"地点标准"是《华沙公约》适用的核心标准,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条约适用的一般理论,是对条约适用一般理论的发展,是条约适用上的重要创新。司法实践中,应抛弃固有思维,从条约文本规定出发,才可避免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论国际法对国家国籍立法权的限制

在当今世界,国籍是个人在法律上最重要的身份依据之一。在一个国家内,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之分。区别本国人与外国人的依据是个人的国籍。在大多数国家,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在待遇标准上也往往会存的差别,例如有些国家的公民在一国可享受某种优惠,但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该国则无法享受同样待遇。在国际场合,国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指公民或组织直接参与到政府行政过程中并对行政行为产生现实影响的活动,被认为是公民公法权利的起点,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有效手段。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与现实的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要明确的、合理的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依法行政,完善法治政府建设。     

空气净化器真的有用吗?

我国的空气净化器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行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质量检测标准。市场上空气净化品牌、功能鱼龙混杂，净化原理也五花八门，甚至出现了夸大净化效果、价格不透明等现象，导致如何评判和比较净化效果成为难题。     

限制减刑类罪犯改造对策

服刑人员被限制减刑,就表明其要面对超过二十年以上的牢狱生涯,这对被限制减刑的服刑人员来说是残酷的事实。因此,如何对限制减刑类罪犯进行改造教育,是监狱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本文就限制减刑类罪犯的特征出发,探讨进行改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找出可行性改造对策。     

浅析中国死刑和人权保障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式。它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它除了具有刑罚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独特的特性。最显著的莫过于它的严厉性。死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权。它是人的最重要的权利。一旦生命不存在了,那么其他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限制死刑就是对人权的保障。     

行政强制法出台对行政的影响——从限制行政权的角度阐述

行政强制法出台对于行政权既有限制又有保障。通过立法原则、立法权限划分、具体行政强制程序规制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的限制行政强制权。同时,法律本身出台对民众而言相当于底线,只要不突破底线民众就可以接受行政强制。所以从这一层面讲强制法又保障了行政强制权。     

对航空运输中行李损害赔偿的责任限制争议的举证责任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用航空法》)在航空运输中的行李损害赔偿问题上采取的是限制责任的态度,并设置有责任限制的例外情形。但由于相关规定的不完善,致使托运人很难就该例外情形获得全额赔偿。本文将从航空运输的特殊性出发,结合民事诉讼法原理以及航空运输的国际立法,论述责任限制制度的例外情形下承运人的举证责任。     

婚姻的意思自治理论与实践

由于婚姻家庭承载着特殊的社会价值与职能,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扩张以及婚姻契约化进程需要循序渐进,婚约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要进行完善,确保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充分发挥;同时,在婚姻家庭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领域、道德领域,不能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其负有的身份性权利加以变更。婚姻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扩张的内涵与基础,在肯定婚姻家庭领域实行意思自治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公权力的适当介入与干预。     

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完全赔偿原则之证成

完全赔偿原则是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最高指导原则,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商品等价交换的方式影响下的结果。与此同时,完全赔偿原则又是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工具,可以督促人们尽到最优的注意义务。我国正处于编纂民法典的重要历史时期,日前法工委民法室公布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对于完全赔偿原则虽然有一定的体现,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在违约损害赔偿部分明确规定完全赔偿原则及其限制规则。对完全赔偿原则进行明确与重申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在完全赔偿原则的指导下对违约损害赔偿的救济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亦有利于用明确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对法官的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