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1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有关直属单位:为切实做好2021年全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结合当前动物防疫实际,我部组织制定了《2021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强制采样的法治化探索

在侦查实践中,强制采样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强制采样的条件、审批程序、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欧盟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规制--从欧洲法院的视角解析《欧共体条约》第82条

复制生产权是知识产权人独占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权利人拒绝向第三方授予许可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2条(以下简称ECT82)意义上之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下滥用行为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判,欧洲法院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总结出了一些标准,一旦符合这些标准,权利人就会被强行要求向市场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当权利人凭借知识产权垄断了市场“基础设施”的时候,欧盟竞争法就会赋予权利人开放这种“特定门槛”的强制性义务。     

迈向第三方风险规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功能转型与制度完善

传统强制责任保险偏重事后救济,风险规制功能有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创造性地引入第三方规制模式,实现了从事后救济为主到风险规制为主的功能转变,为强制责任保险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实际运行中,可能面临定位难以把握、投保企业消极响应、专业服务机构道德风险升高、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等问题,导致其对公共风险的第三方规制效果受限。对此,应当完善风险等级评估和费率浮动机制,建立“保险机构—投保企业”双向激励机制,完善专业服务机构选择和监管机制,完善责任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成功经验有望为其他强制责任保险的转型提供借鉴。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强制辩护制度之法解释学分析与本土化改革

强制辩护制度是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强制辩护制度.虽然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在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功能上与强制辩护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存在量刑适用范围有限、强制性与自主性关系模糊,以及程序性制裁要件阙如等制度缺陷,导致其与强制辩护制度存在差距.未来在...     

强制医疗程序相关问题思考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先例,强制医疗程序施行近10年来,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障碍及问题,需要重视并尽快解决。本文从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以期能从实践中减少相关障碍及问题,从而使各方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以利于立法目的更好地实现。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背景下《外商投资法》的解释与适用

《外商投资法》对国际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包括征收及补偿、国际技术转让、政府守约践诺、企业投诉维权机制等内容.该部法律的出台,既是我国政府在顺应国际投资发展潮流背景下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也反映出我国政府积极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决心.在解释和适用《外商投资法》若干重要条款时,应充分理解其制定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     

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依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则和要求,完善和调整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将服务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侵权行为和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改结果犯为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加大刑法对注册驰名商标行为的保护力度。     

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