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抑或财产权利?——《民法典》规定的"数据"的法律性质认定

《民法典》关于"数据"的规定是其对大数据时代的响应,彰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功能.然而,《民法典》对其具体意涵、法律性质等均未明确,无法为数据要素领域的后续规则建构提供切实指引.长远观之,这无疑将阻滞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鉴于《民法典》采取了"个人信息"与"数据"二分模式,可以推知其规定的"数据"仅指具有财产属性的市场主体数据而非主要体现人格利益的个人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利益成权的理论正当性、受保护利益的独立性和利益成权的现实影响三个标准考察《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是权利还是法益.洛克劳动理论证成了市场主体数据成权的理论正当性;数据条款保护的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接近利益的独立性;市场主体数据成权将积极助推我国数据产业发展.因此,《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应当被认定为财产权利而非法益.     

论澳门法官预审权的合理配置

法官预审权在澳门刑事诉讼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定位较为模糊,权力范围过宽,与其他权力交叉冲突,运行不够通畅,效率不够高,缺乏监督,滥用的风险较大等诸多不足,客观上需要进行改革。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和司法现状,结合其他国家和内地的通行做法和有益经验,应在遵循诉讼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坚持权力的有限性和分工负责原则,坚持诉讼效率和循序渐进原则,明确限定法官预审权的范围及效力,优化法官预审权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以实现法官预审权定位和功能的回归。     

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强制执行的若干问题研究

法院的强制执行是指在债务人拒不履行或者在合理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法律文书中的权利人向法院提起申请,法院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根据执行对象的属性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的行为。我国公司法第73条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股权的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冻结的范围与最终强制执行的范围是否一致,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兼顾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本文就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研究。     

本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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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的保护——由“地沟油事件”引发的思考

《食品安全法》中定义的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权是民众得以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种重要权利。然而,我国对于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权既没有独立的直接立法,也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近来,地沟油事件频发,对消费者权利造成侵犯,需要从监管体制和立法理念入手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权。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基层治理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权问题研究

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将行政执法权限和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如基层治理主体法律地位不明、执法权限不清等困境。因此,必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明确治理主体职责,统一落实执法规范;建立长效机制,健全跨部门协作治理体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督,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水平。     

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规则的转变及启示-以“卡瓦贾诉英国案”为主线的考察

由《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之规定所形成的对质询问规则，在欧洲人权法院审理“卡瓦贾诉英国”一案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唯一或决定性规则”转变为了以“三步审查规则”为内容的“卡瓦贾检验标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不仅源于英国法的影响，也有欧洲人权法院对公正标准的调校以及应对案件激增的考虑。而以该案为主线的考察对我国无疑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如何确定行政监察对象的范围

案情简介吴某,某行政执法机关工人,没有参加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登记。该行政执法机关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2003年,吴某通过本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并取得行政执法证件,从事渔业执法工作。2005年起吴某利用职务便利,伙同其他同事违规向渔民推销海上救生用品。2010年4月案发,吴某本人推销获利共计6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