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启蒙时期民主政治的中国模式——读《明夷待访录》有感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提出了"君"的理想人格和必要条件.他的君臣分治论,提高相权,抑制君权,并赋予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学校以议政权、监察权和一定罢免权.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君主立宪代议制的政治设想.但它与西方式民主在人民与国家关系的侧重点上,在国家领导者是为万民还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上,在是否在体制内对执政者进行经常性教育三点上有不同.这种中国式民主的模式,可以与西方式民主互补,从而创造出更高级的民主模式,使民主政治真正具有普世价值.     

《明夷待访录》中民主思想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存在继承发展的关系。他的"君害论"、"民主君客"思想以及对传统"人治"论和"法治"论的批判,都能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找到批判继承的基础。     

姚文元“成长”三步曲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但害人害到“点子”上,又名利双收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第二次是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第三次是靠批《海瑞罢官》而步入政界。因为这三次都是他人生的“光辉”点,具有代表性,故而笔者称它为“三步曲”。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律思考

一、高校学生管理引发法律纠纷的原因探析 第一,相关教育法规和学校规章存在缺陷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教育管理法规规章中的一些规定不符合法治精神.如教育部原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有各种恶性肿瘤、血液病的高考生,不能被普通高校录取.     

通信使文献所见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东槎日录》为例

《东槎日录》作为一部重要的朝鲜通信使文献,详细记录了17世纪后期,朝鲜使臣泛槎海路出使日本的见闻及感受,对于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风土民情、朝日邦交,乃至东亚文化格局均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东槎日录》为中心,从朝鲜使臣的视角切入,考察在汉文化圈的整体语境之下,中国、朝鲜和日本彼此间的叙述、认识与想象,进而加深对东亚文化格局的理解。     

我国犬钩虫ITS及5.8S rDNA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以从我国广东湛江犬小肠中采集的2条犬钩虫作为研究对象,用保守引物NC5及NC2扩增犬钩虫rDNA的ITS-1、5.8S及ITS-2片段,将PCR扩增出的片段纯化后克隆至pGEM-T Easy载体,重组质粒通过菌落PCR和酶切鉴定后,对阳性菌落进行序列测定并进行序列分析。结果显示,来自湛江的2条犬钩虫ITS及5.8S rDNA序列总长均为738 bp,其中ITS-1序列长为364 bp,5.8S序列长为153 bp,ITS-2序列长为221 bp;2个不同样品之间ITS序列存在多态性,ITS-1序列存在5个碱基的差异,ITS-2序列存在1个碱基的差异,5.8S rDNA序列无差异。研究结果为犬钩虫进一步的分类、鉴定和遗传变异研究奠定了基础。     

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

1972年9月11日,武侠名著《鹿鼎记》在香港报章刊完最后一节,其作者金庸终于封刀。金庸于50年代中期开始在《新晚报》试写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此后一发不可收拾,15年写了14部武侠小说,几乎部部引起轰动,在台港澳和东南亚华人圈造就了一大批“武侠迷”和“金庸迷”。作者将14部小说的书名各取一字,成为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从选本看谭献对常州词派词统之接受推衍

谭献在晚清同光年间学界、词坛影响至巨,为常州词派继往开来之一大家。从词选本批评和编辑词选实践来看,谭献对常州词派系列选本大加揄扬而批评浙派《词综》补辑选本,委婉肯定《草堂诗余》;编辑《箧中词》和《复堂词录》选录由唐至清之词,皆可见到谭献阐扬推衍常州派词学之主观意图,但其同时又不固守宗派门户之见,颇能折中二派之长而避其短。     

鲁道夫对盲囊线虫C新种的ITS rDNA序列测定及种系发育关系分析

以鲁道夫对盲囊线虫C种为研究对象,对其rDNA的内转录间隔区(ITS)序列进行PCR扩增、测序和序列分析,以Clustal X 1.81程序对序列进行比对,然后用MEGA4.0程序的MP法和NJ法及PUZ-ZLE 4.1程序的ML法构建鲁道夫对盲囊线虫A、B、C种以及北方对盲囊线虫的种系发育关系.结果显示,鲁道夫对盲囊线虫C种的ITS-1,5.8 S,ITS-2序列大小分别为451 bp、127 bp和277 bp,鲁道夫对盲囊线虫3个种与北方对盲囊线虫ITS序列种内差异小,种间差异明显.种系发育关系分析发现,这3种方法(NJ法、MP法和ML法)构建的种系发育树的拓扑结构基本一致,其中C种和A种聚在一起,构成一支,再和B种聚在一起;北方对盲囊线虫单独成一支.研究结果证明鲁道夫对盲囊线虫C种确为一新种.     

终日行而未曾行--浅谈夏目漱石的《点头录》和军国主义批判

《点头录》显示,夏目漱石的思想与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又受到了心理学的强烈影响。在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用禅宗的历史观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