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思考

我国《公司法》对少数股东保护的条款较少,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应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加强与完善立法。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抗衡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了《谁在分"肥"》一文,内容涉及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企业经营和改革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被后者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败诉。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它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我们特节选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书,并约请有关方面学者对此案所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家事纠纷案件中的“诉讼陷阱”

法律是什么?对于一部分来法院打官司的当事人来说,法律似乎是一种预测,预测法院会怎样处置他的行为,从而避免对他不利的后果;而那些对权利义务的服从和遵守,与其说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与敬畏,还不如说是对违反了关于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可能招致的物质后果的惧怕。请看,法官为您解析——     

构建公益诉讼机制保障留守儿童权益

城镇化的加速在农村造就了大量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在外，不能有效行使监护权，导致很多孩子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专门服务机构和法律监督不完善。因此，迫切需要构建留守儿童公益诉讼机制，从机制上保障其合法权益。     

被拆迁款割裂的金婚情

一对再婚后牵手48年的老夫妻因为一笔71万元的拆迂款，两年内打了两起官司。在老妇的离婚诉讼被驳回后，她一直对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束手无策。直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这起全国首例姬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案终于有了结果。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尽管被害人也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但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并不完整.并且从我们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被害人在整个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这致使被害人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本文将从我国刑事法律体制中被害人的地位和现状谈起,并对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上诉权及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等方面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建议在我国尝试强化被害人陈述对案件的影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完善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     

对我国《民诉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质疑

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公益诉讼制度,不仅从立法体例的角度看有欠科学,世界各国的民诉立法均没有这种体例,以及这种立法体例背离了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由于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难以确定,故这种立法体例也极易导致司法审判中适用的混乱。为此,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还须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与理论论证。     

实证视角下的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

本文通过对比阐述三个关于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资格的案例,深入探究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标准,并通过"利害关系"为核心的认定方法,以最大程度的保护相对人权益为目的,从而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及其实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