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尊重言论表达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放纵;包容每个人的话语权力,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人民网发表评论说。     

创新推动 社会进步——第三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颁奖词

这是全国第一份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它通过清权、减权、限权,依法全面梳理政府权力,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明确了部门职责边界,健全了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对权力运行实行全程监控,推进了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增强了市场活力,为全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探索了道路.     

推进纪检监督向基层延伸

今年7月,金堂县淮口镇五星社区廉情监督员粱荣国在与群众闲聊过程中．获知11组原组长简某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问题线索,立即将情况上报镇纪委,后简某被立案查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今年以来,为打通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构建“纵向到底”的纪检监督网络,金堂县纪委开展“纪检监督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截至目前,村（社）纪检监督员已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64个．提供“微腐败”线索11件,进行责任追究7件7人。     

网民批评性表达追责应体现权力谦抑品质

与一般的实害犯罪类型不同,网民针对地方公权力不当行为的批评作为公众舆论形态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非必然产生即刻的、现实性危害,责任追究应严守"实害性结果"标准,以体现权力应有的谦抑品质;地方权力意志使惩罚要件"虚拟化",即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所指缺乏确定内涵且成为案件"公诉化"理据,是权力缺乏谦抑性的另一表征;"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缺乏应有的辨析,即失范的网络批评表达所致社会危害性并非必然等同于不可恢复的社会关系损害,亦是权力乏谦抑品质的体现。     

话语权力与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视野

公法思想和著述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作为抽象的概念,需要语言转介为话语实现其形象的感性把握。政治主体通过话语铺开权力实践逻辑的过程操持,进而通达集体利益实现的终极目的。时下,全球经济走势低迷,中国"迷中坚挺"为其握柄话语权力构建了利好的历史语境。"形合"西方话语权之表,"神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益,是中国共产党从"话语权力"让渡"话语权利"的公义之举,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和而不同"政治哲学理路的仁心之措。     

实际政治实力提升、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一个改革逻辑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结构失衡是权力腐败的根源,集权体制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总病根"。制约权力腐败,首先要构建理性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然后以权力结构理性助推包容性制度建构,用制度控权。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具有逻辑同构性:权力主体力量平衡既是权力结构理性的保障,又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通过提升实际政治实力来带动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构建。捋顺三者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逻辑前提。     

德法兼修视域下刑事辩护律师的初心与使命担当

刑事辩护是国家法治状况的缩影,律师是刑事辩护中至关重要的主体要素,刑事辩护律师精神层级的价值认同和理论层面的业务水平共同影响着实际办案质量。刑事辩护律师并非狭限于为一个“好人”或者“坏人”辩护,而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为一个假定无罪之人辩护,在辩护中根据完整的证据链条做出有罪裁定,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基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理念,刑事辩护律师应德法兼修,遵守职业道德,积极履行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公平正义。     

均衡配置人大代表是社会公平之保证

任何权力机构（首先是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必须按照其各种不同的构成成份的均衡比例产生,否则就会失去民主性．由某种成份独占统治地位,构成对其他成份和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威胁。此点对国家汇聚民意、进行立法和决策的权力机关更是如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