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优势及问题解决对策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内容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时间较迟,特别是由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才实施了几年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律师以其专业度和经验在法律援助这项工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首先对法律援助的含义和性质进行阐述,并对律师的重要性进行证明....     

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要求。依法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依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的能力,也就是执政党各级党组织及其干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的能力。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依法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概念和命题,同时也是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课题,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决定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水平的核心要素。在路径选择上,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全党…     

小村官大腐败

在中国的干部体系里,村干部原本算不上一级官,但他们手中又实实在在地握有一定的资源。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村干部极有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使之成为他们权力寻租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现有乡镇3.9万多个,村民委员会20多万个,村官队伍多达100多万人。他们和9亿农民朝夕相处,既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又承担着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因此,村官腐败问题不应被忽视,而应当引起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村官腐败甚嚣尘上去年以来,媒体相继报道了一些“村官”腐败犯…     

掌舵人、牧羊人、经济人——福柯论治理技艺的三重譬喻

福柯晚期演讲稿论述的治理技艺在掌舵人、牧羊人和经济人这三个譬喻中得到了典型呈现。航行譬喻既凸显他人治理的总体化、精细化、知识化等特征,也表明自我治理是通过诸方式达到对自我的掌控和回归。在与古希腊牧羊人譬喻的比较中,希伯来牧羊人譬喻强调牧羊人对羊群的勤勉、责任、付出,核心特点是“为了一个牺牲全体”的悖论,对个人由心灵到肉体的全方位考察在基督教中得以制度化和严苛化。治理技艺的现代化最初表现为“国家理性”,它无任何来世救赎与末世帝国的企盼,而是对内强调无限治安,对外提升国家竞争力。经济人譬喻则是自由主义兴起后的治理方式,个体不是出卖劳动者,而是自我投资者,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主体是系统平衡的前提,因此必须尽量减少直接干预。福柯的每个譬喻既有鲜明的特征,也与其他治理技艺、传统的政治哲学相互交织。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

就法理基础而言,以国家行为不可诉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反对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理由不能成立。就实践发展而言,创建这一制度是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军方针、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军人合法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挖掘军事司法潜能、构建和谐军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建构中,应当以国家行政诉讼法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军事变革规律,限制军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时间范围、简化司法机构、实行地域管辖。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民参与效果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公民参与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4年科学地预测到,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即“共同参与制”。在这种参与制下,政府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式被打破,平面化的结构取而     

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是腐败现象和权力现象的相关性决定的。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要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这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制度的设计都必须用法律作保证。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如何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制化,首先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其次,权力配置特别是公共职位权力配置要规范化法制化。再次,要加强廉政立法,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廉政法律体系。     

立法,铺设权力轨道

近谋远略,助推人大制度行稳致远 2020年,国家立法在各个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围绕人大自身权力运行和制度完善的变革亦在与时俱进,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塑造了一道鲜明的立法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