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监督理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监察法治监督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生成逻辑严密、渊源深厚,实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功能定位清晰,回应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挑战;原则导向科学,指明监察监督工作开展的根本遵循;治理体系严谨,形成了系统化的方案证成;实践指向明确,规划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长远布局。对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稳致远,有利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蓝图。     

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七)

自2008年第7期起,本刊连续刊登了《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系列讲座,读者反响很好。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从今年第1期起,本刊将继续连载该讲座。有需要去年刊物的读者,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     

制度创新：消除党内潜规则的锐利武器

党内潜规则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党的健康发展,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是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科学规范党内的权力结构;要按照公开化的要求,合理配置一整套实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机制：要强化对程序执行的监督,加大违规惩罚的力度;要切实推进制度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思考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借助于科学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构筑完备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根本和关键.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应由独立权威的反腐倡廉机构、完善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完备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严密的腐败惩戒机制组成.主体、保障、防御以及惩戒的有机统一构成反腐倡廉制馊体系的主线与灵魂.     

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思考

为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着力破解“三农”问题,成都市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大胆探索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村级自治架构改革的核心和方向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在村级组织中,村（居）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村（居）民代表会议是日常决策机构,其他的村级组织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自治权力的分割和制衡。     

元宇宙技术与人类“数字永生”

元宇宙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体现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的长期、终极追求,元宇宙社会将进一步改变人类个体的生命属性。随着“奇点”来临,人类的精神生活吸引力、重要性将超越物质生活。在元宇宙社会,个体可能会成为“永生意义上的人”。元宇宙记录生命全过程,实现个体生命的重启与重来、互动与互换、继承与叠加、编辑与定制等操作,实现数据与算法层面上人的“永生”。元宇宙将意识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形态,实现了马克思“物质第一性”观点,其可对所有生命（意识）数据进行“万脑互联”,构建“全球性大脑”。需要注意的是,元宇宙应掌握在国家公共权力手中,防止个体被误导、公益被侵蚀、人类被异化。     

论通过宪法诉讼的权力制约路径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因其不具有一种常规性的政治纠错功能而存在天然缺陷,宪法诉讼从表面上看虽然身处"反民主之困境",但基于二元民主理论、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及其所具有的权力动态平衡功能,是一条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权力制约路径.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有限责任视野下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合理性分析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运用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权利义务对等原理对内部人控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就公司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而言,内部人控制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组织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作为经营管理层面上的控制权,存在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所构建的权利和利益平衡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