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经济的巨大利好

正3月16日下午,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中纪委官网接连发布消息,浙江省宁波市市长卢子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的反腐力度和节奏让群众拍手称快。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对反腐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只有6.9%,相比之前的两位数高位增长,实在是太慢了。由此,     

2016年中国反腐倡廉传播与舆情研究报告

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2016年中纪委、最高检等反腐机构网络平台、传统主流媒体、其他网络媒体以及学术研究刊物的反腐倡廉信息传播特征和舆论生态进行分类梳理,并对2016年制度机制、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三类十大反腐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反腐败重心由治标向治本转变,2016年反腐倡廉宣传工作逐步进入平稳过渡期,重大涉腐舆情负面影响减小,反腐要案舆情关注度下降,反腐认同不稳定性减弱,舆情态势总体稳定可控。但同时社会公众对反腐宣传"获得感"需求显著增长,反腐观念分歧的隐蔽性和引导难度增加。     

新闻聚焦

要完成好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三大重点任务,必须着力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其中建设廉洁政府十分关键。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能把其他事情办好,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要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推向深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     

依法治国视角下我国反腐新动向的分析

腐败问题,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政治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历来重视腐败问题,对各类腐败现象采取高压打击,零容忍的态度,积极地与腐败作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这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共更是全面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的腐败问题以及反腐形势,在反腐政策上提出了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反腐政策、反腐观念和反腐措施,强调了依法治国的思想,表现出要在法治的基本上建立起中国目前阶段所需要的新反腐政策体系的动向.     

反腐专家：盯紧“王林”或是反腐新切入口

连日来，一位江西芦溪县所谓“气功大师”王林，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进入舆论聚光灯下。据媒体曝光，这位自称能空手变蛇、为人治病的民间人士，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后，身边不仅聚拢着大批演艺界明星，更是游走在官场的“大师级”人物：江西省原省长胡长清、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均与其颇有私交。另据记者梳理，仅就目前曝光的合影看，与王林有来往的官员，至少有6位省部级以上。     

调控房价宜先反腐

世间百态新奇多，是非曲直来评说我是曲直，今天说说控房反腐的问题。 2013年地产新国五条出台，规定更加严格、亮点很多、操作性也更强，彰显了政府调控楼市的决心。但也传出不同的声音，有加强宏观调控的，解决供需矛盾的，百姓住有所需等等。笔者认为，调控房价宜先反腐。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     

微博反腐背景下的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刘铁男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政府回应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反腐背景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不足。我国政府作为回应主体在回应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及回应速度、信度等方面均有待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实践与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面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廉政反腐措施，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建国初期良好的党风政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廉政建设史上的光荣岁月。总结和回顾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的实践经验，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营企业腐败的政策制度成因与治理路径

在全面反腐的背景下,民营企业成为重要的反腐领域之一。由于相关政策和司法实践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不足,刑法理念和具体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加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和无实效,在民营企业逐利性的驱动下,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尤其是管理层腐败犯罪高发,严重侵害了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必须从政策和理念的高度强化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协调配置相关罪名和刑罚,倡导二元化的刑事责任模式并引入企业合规计划,主动预防腐败犯罪;完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约机制,强化反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