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疾控体系要注重关口前移

<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考验,疾控体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伴随全球气候变化,人类与病原体自然携带生物的接触越来越多,逐渐打破了病原体宿主的中间屏障,新     

完善疫情防控体系

<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积极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迎来决战决胜的时刻。但是,全球疫情蔓延的压力加大,国际输入性病例数不断增加,防控局面依然严峻。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正>新时期传染病特点是爆发频率高,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广泛,全球人口流动加速,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在全球扩散,我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挑战,需要我们将疾病预防的关口前移,严防输入性传染病的本地蔓延。疾控工作具有社会责任大、突发事件多、工作任务重的职业特点,形象地讲,疾控机构是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主力军",是实施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的"侦察兵",是     

环境保护部门贯彻群众路线的实践与思考

<正>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根本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根基。只有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党才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施正确的领导,才能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环境保护部门,肩负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更应该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群策群力、群防群控的群众路线,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者、实践者和推动者。为此,市环保局在党     

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差异分析

正对公共权力的监控,是权力的所有者(君主或人民)和行使者产生了分离,由此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为了保证被授权者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目的行使权力,由此就有监督和控制的必要。综观中外控权制度及其发展历史,作为公共权力的监控的两种基本方式,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行政自我规制的行动图景——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活动述评

行政权力清理是近年来各地政府着力推进依法行政的改革路径。湖北省政府开展的"清理规范省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本质上是行政自我规制的表现,具有全面强化行政自我规制等多重积极价值。但由省级行政机关主导的自我规制改革受制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而仅能发挥必要而有限的控权作用。     

基于“有控自组”管理模式的大学生党支部纵向设置研究

大学生党支部作为一个知识型组织,其成员具有自身目的性和主动性的智能活动主体。在当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任务的新形势下,文章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史部知识型组织的特点,结合大学生党支部纵向设置的人员结构,以系统理论为指导,利用系统理论框架下的自组织理论和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理论,来分析和构建大学生党支部纵向设置的新模式——“有控自组”管理模式,并在大学生党支部纵向设置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创新大学生党支部的运行机制和活动形式,以期使大学生党支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发挥更好的战斗堡垒作用。     

我国法律规制研究

西方国家的规制理论是应市场失灵而产生,应政府失灵而改进。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元素就是引入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再改革,直至市场经济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体现着"政府放权",即放松规制。因此,规制的法治建设也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法律制度的性质多体现为政府控权法。如何进一步控制政府的权力,摒弃计划经济的惯性和遗产成为我国规制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     

“9+3”计划:新时期的教育攻坚战——访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级督学邹联克

当代贵州:年初,省政府以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关于实施教育"9+3"计划的意见》,请你就"9+3"计划的实施谈谈新时期贵州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和重点。邹联克:2013年刚过,赵克志书记、陈敏尔省长一起视察了清镇职教城,对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1月14日,省政府出台了1号文件,可以说,这两件事在贵州教育史上是少有的,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教育"9+3"     

控权与效率的权衡——对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思考

本文从行政诉讼的目的出发推导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必须以被告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诉讼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保证行政效率,因此行政相对人也应当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同时在具体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只有在控权和效率这两种价值的权衡之下才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