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对党的重大问题决定文件中“行政强制措施”的剖析

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这里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仅限于行政强制法的范围,而应该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适用于行政强制法的,还应该包括一些特殊情形以及与行政强制措施较为相似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异的检察监督方式,以完善的制度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加快“因病托老”服务体系建设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在加强社会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老龄社会的"六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     

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读《社会学与法学的国家概念》

毫无疑问,"纯粹法理论"为"世纪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赢得了更多的学术声誉。对此,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评价并不夸张:如此敏锐地捕捉到法的规范性问题,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1]。除了两版《纯粹法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以及宪法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同样是凯尔     

“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有效

为了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农一师电力公司阿拉尔供电所客服中心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通过各种形式,营造出安全和谐的工作、生活氛围。二是组织职工学习《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等安全法规,参加阿拉尔市安全月宣传咨询日活动。三是把开展"安全生产     

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重视人内心的儒家化法律传统,重教化轻报应德主刑辅的法理念,以及重视国家轻视个人的义务本位的法权观,是形成我国刑法主观主义的法律文化根源。现今刑法学界所说的刑法主观主义,是传统刑法文化与主观主义之合体。刑法主观主义在当下体现为对主观罪过过于依赖、对人身危险性过于关注,以及犯罪特殊形态认定中的主观倾向。刑法主观主义对我国刑事法治具有重大危害,它导致定罪量刑随意出入人罪,使得刑事规则主义的生成颇为困难,并且冲淡了客观行为的定型意义,由此出现了一些影响极坏的冤假错案。要想减少并消除刑法主观主义的危害,必须把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相融合的主观主义逐出刑法领域,取而代之的应是刑法客观主义。     

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当代美国人才流动的制度安排

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健康状况和活力水平。美国是人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也是人才流动性最大的国家。人才的高流动性一方面满足了美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入考察发现,当代美国人才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得益于其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受顶层制度设计和配套制度建设等因素的限制,当代中国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之间的人才流动存在诸多障碍,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科学配置问题十分突出。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才流动的制度安排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促进残疾人的全面发展——访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府残工委主任姜平

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中,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上海残疾人事业也获得长足进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支持参与下,上海顺利完成了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创建任务,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广大残疾人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记者:请具体谈谈"十一五"时期上海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行政强制与执行赔偿司法审查的焦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称行政强制法)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创制与施行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行政强制法是一部旨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     

德国的伊斯兰社区米里格瑞斯及其转型困境

德国的米里格瑞斯（Milli Gotis）原本是土耳其米里格瑞斯运动的分支，它和土耳其国内政坛有着密切联系。1995年它改名为伊斯兰社区米里格瑞斯（IGMG）。自从1997年土耳其国内政变之后，IGMG就开始了向一个单纯宗教组织的转型，其活动主要集中于为德国穆斯林提供宗教、社会以及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尽管转型以来，IGMG为融入德国社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其某些极端主义的表现，使得德国当局将其视为一个极端组织，从而导致了IGMG的转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