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并重整治不文明习惯——对昆明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举措的浅见

为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中取得好成绩,在整治行动中怎样看待新加坡等国家对不文明行为采取行政处罚的做法,如何在全民中自主形成文明习惯,文中提出了德法并重整治不文明习惯的观点,必须克服惩戒的法律手段相对弱化的问题,实现邓小平关于"我国应当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的期望。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爱国行为的教育与引导

爱国行为既是理性爱国的主要体现,又是理性爱国教育与引导的基本着眼点。理性爱国应包含理智爱国和热情爱国两个不可分开的方面。对个人而言,道德要求激发爱国热情,是爱国行为的驱动力和更高要求;法律规范引导理智爱国,是爱国行为的界限标准。爱国主义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成为约束爱国行为的两面维度,撑起理智与热情并存的爱国大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青年爱国行为的教育与引导既要符合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要求,又应遵循它们各自的内在逻辑。     

德法并济:食品安全治理的根本路径

食品承载着生命价值,食品安全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当今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虽日臻完善,但并未有效阻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这一事实表明,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法律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道德可以超越食品安全法律治理的不足,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与内在自律。道德与法律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相互支持,能够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筑牢民生幸福的基石。     

德法与欧盟差异性一体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差异性是欧洲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回顾欧盟差异性一体化发展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德国和法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德法两国的政治家认识到成员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在所有政策领域同步前进,因此率先倡导差异性发展。德法还发起相关讨论,推动了差异性一体化的制度化发展。德法在差异性一体化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知差异,从中折射出两国对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     

习近平新时代德法共治思想探析

习近平德法共治思想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实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纲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经纬,推陈出新,开辟出治国理政新境界。     

以法治为基 以德治为本——德法并举是中国治国模式的新探索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从德治与法治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着手,积极探索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途径,构建德法并举的治国模式。     

德法并举的传统官员典范——包拯

宋朝包拯以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精神而被广为传颂。他不仅承袭了儒家的传统,而且兼采百家,尤其是法家思想。但是,包拯承袭法家思想的方式并非直接,而是通过荀子的学说实现的。包拯作为荀子学说的实践者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法文化,影响了我国古今为官之正道,也影响到了社会民众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期许。当前,对于倡导德法并举的中国特色为官价值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

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既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政品德的坚守,也源于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遵循。因此,德法兼修是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内在地要求党员干部政德素养与法律遵从的共同支持,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实现道德和法律共同遵守、德治和法治相得益彰。具体地说: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德法共治理念的深刻意蕴,夯实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二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与法规法纪教育相结合,提升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三是推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增强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基础。     

德法兼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必须依靠德法兼治的治国方略。只有实行德法兼治,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蒸蒸日上。     

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初探

文化产业在山西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从山西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况来看,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有自身的特点和独有的优势,要利用这些优势发展山西的文化产业,就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文化产业发展机制;突出文化旅游的地位,重新审视和发展文化旅游业;实行内外兼修的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地壮大规模;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构建适合文化产业发展要求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