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三个维度

《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一直被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石而受到诸多批评,但《春秋》公羊学家对"大一统"思想的阐释并不是如我们当前的阐释那样,相反,按公羊学家的阐释来看,"大一统"思想其实更是一种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政治理念。     

影响犯罪现场足迹特征的因素

足迹在犯罪现场遗留是必然的,因此是现场中最常见的痕迹之一,它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也不言而喻。在足迹检验技术中,足迹检验的重点是对足迹各部位重压面的形态、特征进行检验,但足迹各重压面的形成又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足迹形成后,与其他痕迹一样,其信息系统处于开放状态,也易受外界自然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法典化背景下税收法定的理论审思与规范表达

法典化背景下需要深入发掘税收法定的正当性基础、合理确定法定的程度要求,并探索恰当的规范表达方式。从权利视角看,税收法定彰显了保护财产权、落实人民主权、全面促进人权的显性正当性基础;从效率视角看,税收法定具有降低税收协商成本、提高税法遵从、促进信息真实而充分传递的隐性正当性基础。严格法定理论存在不足,税收法定应当向差异法定转变,以税收法定续变论作为理论新形态,具体可结合税收的功能因素、涉外因素、基本税收制度属性、课税对象同质性情况等确定课税要素的法定程度。税法典中税收法定的规范表达应采取“课税要素+文件位阶”的形式。具体而言,总则部分的表达方式为规定应由狭义法律规定的共同性课税要素的类型,并为分则相关授权规定保留恰当接口;分则部分的表达方式为规定应由狭义法律规定的共同性课税要素的具体内容,并视情况授权明确其他课税要素具体由何种位阶的文件规定。     

阿波罗遭遇浮士德：面对一种乡土之变——重读《乡土中国》的新观察

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其对乡土之变的发问,重新设定了我们理解过去中国、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关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乡土性之变,即所谓静态和秩序的阿波罗遭遇到动态和躁动的浮士德,或者说稳定性遭遇到不确定性。新乡土性意味着人心之变,同时表现为社会之变以及文化之变。所谓“新遇到旧”,意味着一种乡土中国在基层的草根式生长模式的转化,由此而生成一种旧乡土和新乡土之别,以及新旧二元变奏的乡村构造——“旧”的东西在顽强地应对各种“新”的形式的出现,同时尝试着各种可能的自我适应性的转化。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变奏,才真正保证了乡土社会自身的韧性力量的生发,即如费孝通描绘的乡土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中一种生命力的动力性根源。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     

今将图南——《庄子》中的“南北”观念及其隐喻

《庄子·逍遥游》开篇描述了“鲲”自“北冥”徙于“南冥”的变化，从“鲲”至“鹏”，从“鱼”至“鸟”。其“南北”之间的位移变化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个体“性命”上的变化。纵观全书，“南北”以不同的形式，或以方位、或以观念、或以人名等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在《庄子》特殊的言说方式下而显得意蕴非凡。通过对不同场景中所出现的“南北”进行分类研究，对其中所蕴藏的观念进行梳理，考察其内在变化，可以理解《庄子》中的“天下”观念，并为认识自己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瘀"论治糖尿病心肌病

糖尿病心肌病是并发于糖尿病的一个独立疾病,属中医"心悸"、"怔忡"、"胸痹"等范畴,根据其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瘀"贯穿了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心肌代谢紊乱、微小血管的改变、心肌纤维化、自主神经病变和凝血功能障碍都可能是引起"瘀"的原因,因此应该从"瘀"认识和论治该病.     

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因应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需要在经济法理论的不同层面做出具体回应。首先，在本体论和发生论层面，数字经济并未改变经济法学既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经济法理论仍可解释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及其经济法规制问题；其次，在价值论层面，对数字经济进行经济法规制，仍需遵循和兼顾经济法的各类价值，这更有利于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在规范论和运行论层面，针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需要正视相关主体及其权利、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特殊性，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制度，并在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加以落实。上述三个层面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法理论的“变与不变”，把握上述“因应之道”，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与经济法的紧密关联以及相应的经济规制原理，深化经济法、信息法和数字法治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切实推进制度完善，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