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与公司无效

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或违法导致公司无效,几乎被我国公司法理论奉为公理,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论断也并非正确。章程是设立公司的必备要件,章程无效必然导致公司设立无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应当记载事项,不应全部界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应从法律行为不成立和无效的角度,界定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论必要专利的评估

对必要专利进行评估需要考虑技术、法律和商业方面的因素,这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前,对必要专利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内容、主体和程序等方面仍存不足,建议在坚持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引入对必要专利评估的司法审查程序。     

论必要专利的评估途径

论述了必要专利的评估是一种事后进行的、既要查明事实问题又要查明法律问题的过程,进而分析必要专利在评估方面的不足,主张引入对必要专利评估的司法审查程序。     

从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看英汉互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译界讨论已久的一个重要议题。文中以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英汉互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可译性限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译性限度并非静止不变,而会逐渐缩小。     

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     

决策与执行的分合限度:行政三分制分析

深圳市政府的行政改革实验“行政三分制”即将实行 ,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是在我国传统的部门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出台的 ,它对于改革部门行政的专权、利益部门化的严重问题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从这一模式的理论假设和理性基础角度对它的未来命运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仍然是理性行政的调适 ,存在新的分离主义和专权倾向 ,难以适应越来越多元化和自主化社会的需要。     

论单个证据的证明限度

仅根据归纳法的限度否认诉讼推论大前提的确定性,忽视了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导致一般经验法则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实证科学领域与诉讼认识领域之间是有差别的。凡在程序上不可为法官诉诸感知予以确定的证据命题的真值,均由程序上的言语行为人加以保证,而其讲真话的概率不可赋予精确数值。单个证据的证明值是一种不可赋予精确数值的概率,两个以上证据的综合证明值也是如此。     

权利观念的限度

权利观念作为法治条件下人们的思维观念,以法律权利为内容,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并以一定的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观念本身的主观性,法律权利的有限性,以及权利存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这就决定了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局限性表现为权利不是绝对的,它受制于一定的公共利益,以国家财政负担为其成本条件,取决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配置,一定的权利总是意味着一定的义务与责任。     

论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限度

自由刑对于在押服刑人员权利剥夺和限制的应有的必要限度,究竟在哪里？对于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的具体内容,究竟哪些应该保障,究竞应该如何保障？如何在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和合理监禁与惩罚两者之间形成有效平衡？对此,很多人的认识并不够清晰;而观念的模糊以及制度、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导致了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在监狱行刑实践中的缺损。由此,就我国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的应然限度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进一步澄清模糊观念,进一步强化监狱工作者们对于在押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意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我国资格刑的新解读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最强烈的时代主题。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时而出。这一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色彩,在刑罚结构上其指导思想是轻缓。我国目前重刑化的刑罚结构不利于该政策的实施。就资格刑而言,其对某些犯罪的惩罚与预防是足够的,并且具有积极的刑事政策价值。而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存在着内容设置不科学、缺少剥夺行为人特定职业资格等问题,应当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