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

连带责任是一个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问题,实体上的规定如何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反映和运用,直接影响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及责任人权益的保障。目前连带责任制度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与诉讼程序设计之间的冲突与脱节造成了实践中连带责任案件的司法裁判乱象,亦导致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保护的不公平、整体诉讼效益的低下及司法不公。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当立足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针对连带责任的特质来设计。我国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确立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是由诉讼法不同于实体法的特有功能、作用方向所决定的,是确保判决的确定效力和权威所要求的,是由保障所有诉讼当事人的诉权所约束的,是提高整体诉讼效率所必须的。     

考察抗日英雄杨靖宇和日本当局第一次交锋

1929年8月底，杨靖宇来到抚顺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严密警戒下的日本警察当局逮捕。在被捕抚顺支部内部党员中出现叛徒的情况下，杨靖宇以巧妙的对敌艺术，使组织遭受到最低限度的破坏，保住了满洲省委的秘密。     

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四篇)

编者按: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道德领域发生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担心。围绕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及其价值限度,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诚信等问题,本刊特邀专家学者进行     

房地产诉讼之证明妨碍研究——以《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为中心

证明妨碍与证明责任分配牵连重大。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下,当事人对于己方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承担着证据提供义务,否则会产生诉讼不利益的可能。但是,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非因证明责任负担方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人伪造、变造、毁弃、藏匿证据等妨碍行为所致,如依旧由证明责任负担方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则有违公平正义。而引入证明妨碍规则,明确适用条件,则可抑制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的恣意,清晰自由裁量的限度,进而衡平当事人利益,避免产生新的不公平。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裁判分析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范围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1)那么,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我国法律明确支持守约方可向违约方主张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但由于上述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面临缺乏较为明确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是否成立以及具体金额多少的标准,当事人则面临着举证难度较大等现实问题。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     

防卫限度认定标准的适正性研究

防卫限度的适正性是正当防卫认定的重要环节。虽然在刑事司法解释中肯定了“必要说”的价值,但是“必要说”存在主观化、实质化判断的倾向,易滋生权利滥用,违反比例原则不能忽视。有必要对“必要性”标准进行限定,避免出现防卫权二次异变。“双标准说”从“必宜性”与“需宜性”双阶层视角对防卫限度进行严格把控。“必宜性”侧重于客观事实判断防卫的适正性;“需宜性”侧重于规范价值弥补该标准的先天不足,为“必宜性”判断提供补强条件,可强化防卫限度适正标准的运用。     

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

随着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战略文件,相关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其安全战略的基本态势逐渐清晰。特朗普的安全观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执政初期安全战略的主体。特朗普的安全观建立在其自身对世界“霍布斯主义”认知的基础上,同时融合了共和党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基本主张,反映了军工企业及军人群体等背后主要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特朗普的安全政策仍处于成型中,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和地区安全战略三个层面举措较多,相关布局较为系统,集中折射了其安全理念。在军事安全层面,在重塑美军优势的核心目标下,扩张性的态势表现明显;在新空间战略层面,进攻性、军事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在地区安全战略层面虽然在手段上有所变化,但总体延续了防御性战略。特朗普的安全战略调整未来仍将面临诸多限度,包括财政制约、同时应对两个大国难以兼顾、建制派的牵制等。特朗普的安全战略将加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对抗态势,两国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稳定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对冲和深层矛盾或进一步发酵。安全关系的上述变化将给中美“竞争”增添新变数。     

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北大法宝"251份民事判决书的分析

实践中,法官在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的逻辑关系上存在理解误区,对"必要证据""相反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范围及证明标准认识不一,严重侵害了裁判统一和司法权威.该规则对拒绝亲子鉴定的"正当理由"缺乏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导致当事人拒绝权的滥用.为此,有必要通过解释或补充对此规则予以完善.亲子关系推定是建立在事实主张者对基础事实的...     

当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公共政策的功能限度

研究政策功能限度对于帮助政策制定者找到恰当的政策功能范畴,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参与始终是研究当代公共政策的最关键因素,但是公共政策的功能界限不等于政府职能的界限。公共政策的界限实际上最低是弥补市场手段和社会自发规范的不足,最高是政府强力本身能发挥作用的最大值,即政策系统的功能下限界定为市场失灵,上限界定为政府失灵,即市场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发挥。因此,当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需要研究公共政策的功能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