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优先复兴之原因探析

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评。学界认为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有较大影响,可能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阻碍。然而,在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问题,加之需要维系人际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使得法院调解优先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学界与实务界在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上的激烈冲突是社会转型期法制与经济水平的不完全契合所致。我国经济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巨大以及立法超前使得法院调解优先符合现实的土壤,并成为基本的司法政策之一。囿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漫长过程,在可预计的未来,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仍将长期存在。     

芬兰预防犯罪实践简述

正2014年8月19~20日,中芬预防犯罪研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中国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和芬兰司法部常务秘书长蒂娜·阿斯托拉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词。中国司法部代表团一行9人参加了研讨会。作为随团的学者,我们认为在预防犯罪方面,芬兰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恢复性司法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下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被称为“新的伟大长征”①。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刑事法治也可以从多方面予以改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刑事司法新动向——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其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了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大大降低了刑法的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其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处罚目的等原则为依据而提出的,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阐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赋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丰富的内涵,论述了贯彻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司法途径.     

恢复性行刑：和谐、健康与回归社会

恢复性行刑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它包括对罪犯的再社会化,对罪犯社会谋生技能的训练或修复,对罪犯健全人格的修复和教育,对罪犯社会道德与良知的恢复等。恢复性行刑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服刑罪犯、受害人以及社区公众。为此,恢复性行刑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尊重、和谐、安全、健康和回归社会。     

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反思

我国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较高(当事人地位),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瑕疵,实行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且我国侧重于对犯罪人人身惩罚权的满足,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保护则显得不够,也没有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我国应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努力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平衡,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构性转折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具有整合意义的概念,它将现代刑法改革中的一切理念和主张进行了最深层次的整理。对未来刑法制度和刑事司法运作的方向、功能与模式具有重要的重构意义。     

程序效力论——以诉讼程序为核心的论述

本文以程序正义理论为框架，以罗尔斯的“纯粹的程序正义”为核心概念，提出程序效力的概念。本文所论程序效力是指，诉讼只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所经过的程序就应当发生约束力，程序主体(如诉讼中的当事人、法院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等)不得随意否定已经过程序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或者要求推翻重来。程序发生效力的条件是具有正当程序，正当程序以程序保障为核心特征。最后，本文还谈到程序民主与程序效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没有程序民主，正当程序同样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此时谈程序效力无异于使程序沦为另一种暴力。     

劳教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毛寿龙主任认为"劳动教养"政策主要存在着四个问题:首先是这项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劳教制度未得到法律的授权.<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但全国人大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其次是执行手续的不合法,所以很容易滋生腐败.再者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最后是管理人员的工作问题(7月17日南京<周末>).     

破解难题，全面推进“两法”深入实施——市人大内司委开展贯彻实施“两法”情况监督调研

为推动本市法院和检察院进一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切实维护国家法制权威，市人大内司委在去年对本市公检法司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两法’情况开展监督的基础上，今年又把对本市“两院”贯彻实施‘两法’情况的监督调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将就本市“两院”贯彻实施“两法”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专题汇报。为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市人大内司委在常委会副主任薛潮带领下，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等组成调研组，从3月至8月开展了5个多月的专题监督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