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被害人的起诉告知制度

随着保障人权的视角和研究向纵深发展，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已经成为考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甚至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是在我国司法体制中，被害人在案件进人审查起诉阶段后逐渐远离诉讼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远离可能造成被害人丧失实现其他诉讼权利的途径，甚至导致二次伤害。因此，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成为保障其他诉讼权利得以行使的前提条件。下面笔者将从被害人权利现状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利弊的分析权衡，阐述建立起诉后告知被害人制度的现实意义，并探索该制度的运行模式。     

社区矫正目的的多元分析与构建

社区矫正目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关于社区矫正的目的存在着综合论、剥夺犯罪能力论、改造论、行刑目的论、三元目的论等观点。不同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依据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对社区矫正的目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区矫正的浅表层次目的是以报应主义为基础,实现刑罚目的的惩罚性;中层次目的是预防犯罪,通过对矫正对象的矫正,实现矫正对象心理与行为的改变,成为回归社会的守法公民;深层次目的是实现恢复性司法所要求实现的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我国某些基层法院在死刑案件中试行刑事和解受到诸多非议。西方国家严重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创设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程序性规定。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英国证据法中的律师特权规则及借鉴意义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影响之下,为了确保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与其律师进行信息交流以获取合法的法律意见,英国证据法规定了律师特权规则.作为一项具体的证据规则,英国证据法中的律师特权具有丰富的内容,包括特权的适用范围、除外规定、延续性、放弃以及第二位证据等.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借鉴英国的司法理论和实践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律师特权规则,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司法公正与效率

公正是司法亘古不变的灵魂和生命。在这种思维定式影响下，人们习惯于把司法定位于解决社会冲突、使社会达到公正目标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而法学家们及法律实践者们长期以来也把司法的作用囿于提供公正。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当司法制度仅仅为追求公正而付出太多代价时，公正也就不成其为公正了。因此，效率这个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与公正一起成为现代司法理论和实践共同研究的课题。     

论法官造法

二十世纪以来，两大法系各国，在司法制度上展现出了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彼此竟合的前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严格分权的原则，首先遭到审判实践中公布的司法判例的否定；其次被法院解释权的扩大所否定；最后也为立法所否定，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一条规定：“本制定法统管属于本法任何一条法令的文字和精神之内的所有事务。并在缺乏可适用的法条时，     

Adrian A. S. Zuckerman.法律、事实抑或司法

作为裁判的基础，法律和事实之界分，具有重要的含意。法律必须适用于案件事实。案件事实要么由当事人承认，要么由法院确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事实认定)方式均不受法律的规制。法律决定何种类型的事实产生权利和义务；个案事实本身并不是由法律创设的，而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世界之中。当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     

将恢复性司法嵌入减刑假释之探讨

恢复性司法旨在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其具体实现意味着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一起刑事案件,只有在执行终结后才谈得上结束,将恢复性司法嵌入减刑假释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各地试点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设置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但该程序使用范围过窄以及无法与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程序相衔接等缺陷而导致被架空。因此有必要从广义上去解释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把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都纳入到刑事和解之中,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之下,重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协调衔接,有效融合,消除法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增加刑事和解的可适用性以指导司法实践。